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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4也可以看出,在提供反馈这一话步,母语者L和非母语者Y都倾向于使用扩展、承认(否认)。扩展占各自提供反馈表达总次数的百分比分别为30%、34.15%,承认(否认)占各自提供反馈表达总次数的百分比分别为35%、33.33%。但母语者L还倾向于使用重复,其百分比是20%;非母语者Y还倾向于使用自我纠正,其百分比是23.58%。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供反馈的时候,有一些答非所问的情况,一并列出。 最后是反馈确定的表达方式。母语者L和非母语者Y在反馈确定这一话步倾向于使用的表达方式如表5所示。  通过表5可以看出,母语者L共产出反馈确定话步61次。其中,39次反馈确定采取了单一表达方式,其他22次采取了多重表达方式。因此,母语者L产出的反馈确定表达共计97次。非母语者Y共产出反馈确定话步21次,其中,12次反馈确定采取了单一表达方式,其他9次采取了多重表达方式。因此,非母语者Y产出的反馈确定表达共计33次。 通过表5也可以看出,在反馈确定这一话步,母语者L和非母语者Y都倾向于使用回应标记和延伸。回应标记占各自反馈确定表达总次数的百分比分别为31.96%、42.42%,延伸占各自反馈确定表达总次数的百分比分别为30.93%、33.33%。但母语者L还倾向于使用重复,其百分比是20.62%;非母语者Y还倾向于使用理解声明,其百分比是12.12%。 3.3三种效用与语义协商的话步构成 通过对比语料中三种效用与语义协商话步构成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这三种效用由于协商发起者的不同而产生于语义协商不同的话步当中,且与具体话步的表达方式有密切的联系。 3.3.1可理解性输入与话步构成 可理解性输入出现在非母语者Y发起的语义协商中,且出现在母语者L发出的提供反馈这一话步。这样的观察和靳洪刚(2010)的观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研究对象是非母语者之间的语义协商,故提供反馈(可理解性输入)者是非母语者。母语者L共产出提供反馈25次,其中22次包含可理解性输入。19次提供反馈产出单次可理解性输入,3次提供反馈产出多次可理解性输入。因此,母语者L在提供反馈这一话步共产出25次可理解性输入。此外,可理解性输入与提供反馈的表达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在25次可理解性输入中,扩展有12次,重复有7次,改述有5次,简化有1次,它们占可理解性输入总次数的百分比分别为48%、28%、20%、4%。各自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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