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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本文的结论尚停留在母语者与非母语者之间的自然语言互动,且为个案研究,还应通过更多横向研究进行验证。此外,本文的结论能否延伸到非母语者之间的互动、课堂互动乃至以电脑为媒介的互动,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我们相信,这种将话语分析和语义协商效用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必然会促进对语义协商效用产生机制的理解。 最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汉语语义协商的研究仍处于初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这些问题至少包括: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汉语语义协商同非母语者之间的汉语语义协商有什么差别?自然语言互动的汉语语义协商同课堂互动的汉语语义协商有什么差别?面对面(face to face)汉语语义协商与以电脑为媒介的汉语互动(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有什么差别?影响汉语语义协商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促成语义协商?到底哪些任务类型可以促进汉语语义协商?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际策略,如何培养学生的汉语语义协商能力?教师如何在语义协商中提供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学生如何在语义协商中产出更多的强制性输出?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应该进行更多的个案研究,也应该进行更多的横向研究;我们不仅应该进行自然语言环境下的汉语语义协商研究(如本文的研究),也应该进行课堂环境下的汉语语义协商研究。汉语语义协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点,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着我们去探索——但我们深信,积得跬步,终成千里。 (本文参考文献请参阅《世界汉语教学》第29卷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