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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從吏孟倉建武五年桼月丙申假濟南劍一今倉徙補甲渠第七隧長(E.P.T59:574､575､576) 建武桼年四月以來  府往來書卷(E.P.F22:409) 建武八年桼月丁亥朔癸卯甲渠鄣守□□□□□□□□□(E.P.T14:14) 此外,吴孫皓天璽元年(276)所立《禪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中“七”亦皆作“桼”(圖26)｡ 第三,從字形來看,一､二､三､四､七､十等易混淆的數字,多使用多筆數字｡五､六､八､九､百､千､萬則相對來說不太容易混寫,因此作爲其替代的多筆數字或者較少使用,或者出現較晚｡ 第四,從字義來看,多筆數字大多爲假借字｡如“壹”“貳”“參”“駟”“伍”“陸”“  ”“桼”“漆”“什”“拾”等｡有的多筆數字原用作分數,後又用作多筆數字｡如“參”“駟”“伍”“”“什”等｡(72)李均明先生指出,簡牘所見每個數碼的演變軌迹都非常明顯,遵循一定的規律漸變;但亦能看到結構性突變的現象,這種突變是人爲造成的,最典型者發生在戰國與秦之間及新莽時期｡前者是爲了實施標準化,而後者的主要出發點則是復古｡我們注意到,秦始皇統一文字,王莽改字均是以國家强制行政力量改變人們的書寫習慣,借改字進行文化統一的意味十分强烈｡而多筆數字的使用則是民衆在社會生活中長期摸索積累的自發行爲｡ 多筆數字在先秦時代即已萌芽;秦漢時代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但尚未建立一套普遍認同且行之有效的多筆數字系統;這一數字系统大約在兩晋南北朝時期逐漸完備,唐代時已廣泛應用｡多筆數字之所以在晋唐時期得以普及,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字書寫載體發生了改變｡在簡牘時代,符券文書的刻齒制度作爲一項重要而實用的防誤防僞輔助手段,曾得以廣泛應用｡(73)但隨着紙的逐步普及,依附於簡牘的刻齒制度不能繼續使用,這也客觀上促進了多筆數字的普及｡ 注释: ①特殊標注如各種抅校符號的使用;特殊改造如使用不同書體書寫文書,書手的書寫風格也可以防止僞造;特殊處理如封检和帶有刻齒的簡牘｡ ②相關研究參見李均明《漢簡“會計”考(上)》,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3辑,北京:中華書局,1998,119-128頁;李均明《漢簡“會計”考(下),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31-51頁;朱德貴《漢簡與財税管理若干問題考述》,《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第4期;王春淑《居延簡候燧會計文書考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朱德貴《漢代財政監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朱德貴《漢代郡縣鄉財政管理論考》,《内蒙古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朱德贵《漢代會計憑證研究》,《會計之友》2008年第10期｡ ③“大寫數字”是今人區分簡筆數目字與多筆數目字的術語,古人并無“大寫”“小寫”之分｡本文借鑒趙翼《陔余叢考》卷三○《數目用多筆字》的說法,徑稱作“多筆數字”｡ ④本文所引出土文獻材料,均出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著《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陳公柔､徐元邦､曹延尊､格桑本《青海大通馬良墓出土漢簡的整理與研究》,《考古》編辑部編《考古學集刊》第5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293-315頁;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24-435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日]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舎,1994;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67-380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以下不再注出｡ ⑤楊聯陞:《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其著《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0-118頁｡ ⑥李均明:《簡牘所見數碼的演變》,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12辑,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390-401頁｡本文所引李均明先生觀點皆出自該文,以下不再注出｡ ⑦參見[宋]洪邁《容齋五筆》卷九《一二三與壹贰叁同》,北京:中華書局,2005,936-937頁;[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十數改用多晝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9,94頁;[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29頁;[明]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三《岱岳觀造像記》,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辑部編輯《石刻史料新編》,第1辑第12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9235-9237頁;[清]周亮工《書影》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8-59頁;[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數目用多筆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617-618頁;[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一五《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北京:中華書局,1995,762頁;[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官文書數目字》,北京:中華書局,1989,211頁;[清]饒登秩《古歡齋泉說》,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總論》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2,124頁;[清]葉名澧《橋西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33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