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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相对独立、自主的一方先出现,既然意义上对后继成分的依赖性不大,就比较松散了。相反,意义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方先出现,为了早点落实意义理解,就需要后继成分早点出现,结构就自然比较紧凑了。 以上三个动因中,泛主谓关系的松散性是主要的,其余两个是次要的,因为前者可以解释更多表面上的例外,如第5节中讨论所示。 4. 对形态标志程度前后不对称的解释 4.1 以往文献对动词短语中“前多后少”的解释 以往的文献中对于形态标志程度的前后不对称现象的解释,往往牵涉到语序和形态的演变历史。一种观点是由于格标志的销蚀,SOV语言容易产生歧义,因此就发展成SVO语言去避免歧义(Lehman,1974; Vennemann,1974)。 Comrie(1989:214-215)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一些原本就没有主宾格标志的SOV语言(如原始尼日尔-刚果语言)也发展成了SVO语言。其二,许多印欧语言虽然发展成了SVO语言,但仍然保留了丰富的格标志,如斯拉夫语言,立陶宛语等。McFadden(2005)通过统计质疑格销蚀导致语序变化的观点,认为先有语序变化再有格标志的销蚀更为可取。 并且,语序的这一演变可以找到跟格标志无关的其他动因。例如随着思维的复杂化,语言结构也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主语来说更多传达新信息的宾语的复杂化。由于宾语复杂化和长度增加,镶嵌在主语和动词之间就容易导致解码处理的困难,因为增加了主语-动词之间的干扰,特别是宾语内部包含小句时,而宾语后移到句末就可以避免这个处理困难。 说到底,历史事实都只是现象而不能看作动因。真正的动因,都是“泛时”的(朱晓农,2008:84-91),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同样的条件下(当然要排除时间条件),都会显示其作用的规律。 此外,以上那种基于需要性的分析虽然能解释SOV语言的格标志比SVO语言多,但无法解释为何SOV语言的格标志,如表2所示,比VSO语言多得多。 一种可能的分析就是:动词先出现,后面成分的语义角色就比较容易确定,因此不那么需要主要表示语义角色的格标志。具体地说,由于动词携带了最多的结构信息,动词出现前,各个前置从属语的语义角色和句法地位不容易确定,而这不利于这些成分的记忆和处理(在一般情况下,结构明确的序列更容易被处理和记住),因此需要格标志来增加结构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