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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方维规，1957年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 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特利尔大学、哥廷根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文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维规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在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等领域卓有成就。出版德语著作五部，中文专著三部，编著四种，译作四部，论文百余篇。 历史巨变中的精神试炼 符鹏（以下简称符）：方老师下午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从您的少年时代谈起，好吧？您是哪一年开始读小学？当时学校和社会是什么状况？ 方维规（以下简称方）：我是1965年读小学的，上学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学校生活也因此发生很大变化。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个人也是当过官的，最大的官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红小兵部队编制，整个学校叫红小兵团，下面还有连，一个年级叫连，一个班叫排，我三年级就当上了红小兵团副团长，就是第二号校级学生干部嘛。我当时成绩很好，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当时搞的教改。教改我们现在很熟悉，天天听到各种中小学教改。不过，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六十年代的教改。当时的改法是，工农兵加老师。准确地说，没有农，是工宣队、军宣队、老师和学生参加编教材。我是学校唯一一个参加教改的学生，大概是在假期，集中在上海郊区的某个地方，大家一起编教材。编的什么教材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段经历很特别，不管是去凑数还是什么，有一种平等参与的感觉。 符：的确如此，今天人们一定觉得匪夷所思，没听说过学生参加教改的。您小学读了几年？是哪一年毕业的？ 方：我们当时的小学是七年制，我记得读六年级的时候，暑假在我姐姐插队的乡下玩。有一天，家里突然接到电报，说我们小学保送我读上外附中，得赶快回去参加考试。“文革”开始不久，上外附中就受到冲击，学校被取消了。当时北外附中也被取消了。后来政府又决定恢复上外附中，1971年我被保送前，已经招了一个试点班，但我们是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没有重点中学之说，上外附中则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学校。凡是去读的都是学校推荐的，每个区有很多小学，但名额很少，推荐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入学考试，竞争很激烈。我在附中读了四年，1975年毕业。后来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学德语。上外附中有英法德俄四个语种，后来又加了日语。现在想想，完全是巧合，我当时填了英语和德语，分班的时候，把我分到了德语班。从此就跟德语结下不解之缘。记得在回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说梦话还都是德语。 符：我听过顾彬夸赞您的德语水平，超过绝大多数德国人。1975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当时应该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所以，毕业之后您去了哪里？ 方：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简单讲讲。上外附中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招收的都是天资较高的学生，不局限于上海，还有北京来的。这是一所住宿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少小离家。学校里很多是官僚子弟，也有工农和部队子女。当时中学毕业是不能上大学的，只有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学校把我们留着，计划到年限了，就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从上外附中选了30个人留在上外。留下来干什么呢？主要是做些教辅和杂务工作。我当时被安排到后勤组当工人，主要做漆工和木工，也有一段时间当清洁工。在学校做这些事不费劲，反正是在混日子，加上我们附中来的，都有些得意，当然也有不守纪律的人。学校看到这种情况，便把我们送到上外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就在凤阳的大庙村，当时李克强是党支部书记，当然我们不认识他。我在那里主要是养猪、养鸡，后来是“养人”，被分配到食堂烧火。对我们这些上海去的学生来说，干校生活是极大的冲击。没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穷的地方，不是说凤阳是十年九年荒吗？举一个例子，在那看到一些农民出门就穿着棉袄，很奇怪，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家里太穷，在家里不穿衣服，出门就裹上棉袄。对我来说，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上海以外的天地，知道了中国的地区差异和贫穷一面。干校结束后，我们回到上外，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务处秘书，然后就是1977年。 符：这段经历确实不同寻常，可以说是重新认识中国。接下来您赶上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对吧？是哪一年考到上外的？当时上外是什么状况？ 方：对，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考入上外。当时上外的录取线很高，好像超过复旦。很多学生希望通过学习外语而获得出国的机会。德语系分高低两个班，我在高班，大概有十二三个学生。教师中有外教，也有一些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去海德堡大学进修过一两年。但我们班有附中学习德语的底子，上了两年以后，就觉得学不到新东西，调皮者开始罢课，要求提前毕业。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罢课的班。这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毕业后分配去向不明，毕业文凭还没有准备呢。无奈之下，学校提要求，谁想毕业就参加毕业考试。由教育部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负责出题，故意把题目设计得很难，这样免得有人通过给学校制造麻烦。谁都没想到，全校还是有十来个附中的学生通过了考试，我是其中之一。按说这样该提前毕业，但教育部还没有文凭，只好达成协议，要求再读一年才能毕业。可是，又读了一年，文凭还是没印出来，教育部又提要求，毕业是否同意留校，要是同意就可以毕业。所以，我是读了三年就毕业领工资了，我记得是三十六块，还挺高。不过，开始没有教书，或许是文凭没有到手吧。先是在我们系的电教馆干了一年，然后才转成助教，教大一的学生。现在想来，当今的博士硕士找工作不容易，我们当时有的是工作在等你。学外语的，往往是去各大部委，或者留校，还有就是到一些外贸机构。 符：这段经历挺传奇的，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大三毕业做大学教师。不过，也是因为你们这批学生太优秀了，当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门都没想到你们成长得这么快。教书对您来说应该并不是难事，没什么挑战，所以后来您选择去北外读硕士，对吧？当时是什么情况？ 方：一开始学校不让考研，因为考研就意味着走人，这与他们希望留你的初衷相悖。后来北外开设面向大学教师的硕士班，也就是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学校同意我报考，毕业后必须回校。当然，我顺利考上了。不过，在去北外读书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对我打击不小。海德堡大学给我们学校年轻德语教师提供了一个读博士的名额，转行学经济，系里想拓展自己的教学方向。根据学校的规定，谁考第一名，就派谁去留学。我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成绩出来是第一名。本来想着可以去海德堡念书，可是系党总支书记来找我做工作，说我两个都考上了，系里希望我去北京，去海德堡的名额给另外一个人。当然，系里的初衷是不想浪费名额，但对我来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最后也还是接受下来，到北京读研究生了。 符：这段插曲几乎影响了您后来的人生。如果当初去了海德堡，应该是另一番经历了，或许会成为有名的经济学人士呢。不过，北外的硕士班是联合培养，您去北京后是有机会去德国的吧？ 方：是的。我是1984年到1986年在北外读研。班上都是大学年轻教师，两年读完再去德国一年。当时可以选择导师的学校，主要是海德堡大学和汉堡大学，都在西德。但等到1986年准备出国的时候，中国和东德的关系变好了，所以把我们班的学生都送到东德去了，学语言学的去莱比锡，学文学的去东柏林。在“文革”前，中国的留学生都是派往东德的，后来因为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和，终止了来往。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派往东德的学生，后来逐渐多了起来。我去过三个德国：东德、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