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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之间的传媒研究 符：这套丛书听上去很有吸引力，应该会在青年学人和学生中产生良好的视野拓展作用。非常期待您将要写作的这部著作。对，我注意到，2000年您完成参与近代词汇研究项目后，回到特里尔大学任教。这个时期，您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互联网与中国”。我估计没有人能将这个课题与之前的概念史研究联系起来。它们显然是没有关系的两个领域。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课题？ 方：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禁区嘛！我当时并没觉得转到另外一个陌生领域，是多大的学术挑战。当然，对于一辈子固守一个领域的学者来说，可能不容易接受。其实，当时我在特里尔大学语言文学传媒学院的传媒系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就需要教授传媒理论。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在学术层面还没得到很多关注和研究。我对中国的现实变化非常关心，也希望通过某种途径来理解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互联网与中国”这个题目，希望讨论全球媒体在中国的地域和文化特色。 符：您这样解释，我就能明白了。事实上，德国学者在传媒领域的研究颇有特色。与美国的应用性研究不同，他们更关注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这些特色是不是对您的研究有影响？ 方：当然。德国的传媒研究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我在课上教的主要就是这些研究，理论色彩很强。这些理论对我观察中国的互联网问题非常有启发。在研究的过程中，当时德国一家最大的网络杂志邀请我写文章介绍中国的互联网状况。我便持续写了一段时间，有点像连载文章，是我著述中最通俗的文章，分析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后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并预测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有一篇叫《经由插座的民主》，也可译为《插座中的民主》，也就是，只要接上插座，你就可以了解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世界向你涌来，谁都拦不住，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人的意识会因此发生很大变化。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成为德国第一本讨论中国互联网的著作。 符：听您的介绍，这应该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我注意到，您的教授论文大约也是在同一段时间完成的。2002年，您获得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教授资格。我看到有的评论说，您是三十多年来第一位在德国获得汉学教授文凭的华人。 方：哈哈，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我更在乎学术研究本身的意义，而不是这些外在的说法。获得教授资格后，我分别在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和特里尔大学教授文学、汉学和传媒学，主要精力集中在概念史研究。 符：到了2006年，您回国受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是什么契机决定回国的？ 方：虽然远在异国，但我对中国学界的进展非常关注。我注意到，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在很多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推进，展示出相当有深度的学术品质。当时我想，如果自己的研究能够更直接地切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国内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那么，自己便能够更有效地回应不同领域的议题。其实，当时很多德国学界朋友希望我留在那里，顾彬曾在一篇文章中很惋惜地提及此事。但我思量再三之后，婉拒了他们的美意，决定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