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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十年 1. 文学社会学的视野重构 符：我注意到，您回国之后，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转向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社会学在1980年代曾经热过一段时间，但很快被各种眼花缭乱的西方新潮理论取而代之。此后，关注文学社会学的学者非常有限。现在，很多人提到这种研究，往往只会想到正在流行的布尔迪厄的方法，以往介绍过的早已被遗忘，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不曾进入视野的。方老师您转向文学社会学，是出于什么学术考量？ 方：其实简单地说，是工作需要。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任职。童庆炳先生觉得文学社会学很重要，希望我开一门课。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社会学研究非常不理想。1980年代的译介缺乏系统性，很多理解和表述都含混不清。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注意，更没有进一步深究。对我来说，很多工作只能从头做起，尤其是不少国内完全不知道的思想，需要自己动手翻译。教过两年之后，加上我们文艺学学科要出一套“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我决定带领学生编一本有特色的教材，既方便自己教学，也为其他学校老师提供参考。 符：我插一句，从我了解的情况来说，这本教材《文学社会学新编》出版后，很受欢迎。一些在高校任教的朋友告诉我，这本教材不同以往，特色显著，构架清晰，既有文本翻译，又有案例解析，还有脉络梳理，非常适合学生了解文学社会学的整体知识结构和演变脉络。其中，您写的导论“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相对完整呈现了文学社会学的基本面貌，特别方便学生建立认知图绘。 方：如果确实方便教学，也达到了我编这本教材的目的。其实为这本书花了不少功夫，书中选录的文献，有三分之一都是新译。我想，这些第一次介绍的文献，应该对大家更完整地了解文学社会学是有帮助的。 符：是的。您介绍的许京、梅林的文学趣味研究、阿多诺和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之争等方面内容，在学术史上极为重要，但此前国内学界几乎闻所未闻。我注意到，这本教材完成后，您对文学社会学中的关键思想专门进行了研究，比如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西尔伯曼等。这些研究后来收入您的著作《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另外，这本书中还收入您对“接受美学”和德国重要作家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否可以说，您是希望以文学社会学研究为契机，重新思考和整理20世纪德国的文学思想？ 方：可以这么说。完成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后，我发现，至少在德国思想脉络中，学术界的很多研究并不深入，在不少关键问题上，都是浅尝辄止，含糊不清。比如，本雅明的“光晕”问题，学界研究了将近二十年，但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第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人深究过。与之类似的是德国“接受美学”，虽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老问题，但已有的讨论在很多方面也是经不起推敲。 符：这方面我也有同感。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对于西方的接受是粗放式的，大家理解西方的方式是非常片面的，零星的，偶然的，没有系统性。所以，谁热了就追谁，或者因为某个机缘接触到谁，那就是谁，等潮流过去之后，那个学者也就被忘了。但事实上，大家对他的理解和消化根本不充分，也没有整体性。由此带来的后果是，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缺乏全局观，从表面上看，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理论，但真正理解得全面和准确的不多。 方：你说得对。很多外国学者在自己的国家名声并不大，一到中国就莫名其妙地受到追捧。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眼光不够，缺乏系统性，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学术要慢慢长出来才行，应该有所辨别，什么值得介绍，什么不值得介绍，说到底是学术眼光和知识积累的问题。 2. 汉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符：说到这里，我想到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也就是汉学研究。其实在问题症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认识限制。汉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的“显学”，很多汉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受到广泛的追捧。作为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您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的？ 方：前面提到，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东亚研究所的近代词汇研究项目，也就是海外汉学研究。那项研究的成果质量是非常高的，我听说已经有部分内容出版了中译本。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汉学研究热”。经过十多年时间，国内译介和讨论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还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事实上，不少译者和研究者缺乏对这些成果的辨别能力，也就是哪些是有品质的研究，哪些无创建的赘言，不能做出明确判断。 符：这种虚热症其实对硕博士生以及年轻学者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眼界还不够，所以，很容易被各种所谓的方法创新吸引，至于背后的文献基础和思想依托，往往还没有能力加以追问。 方：听你这样说，确实危害不小。我前几年写过一篇小文章《汉学与汉学主义》，希望通过概念和问题辨析，给这种盲目崇拜的虚热症降降温。很多中国学者的膜拜心态，其实是对知识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认可。所以，他们一看到新概念、新方法，仿佛就看到了中国学术的救星。事实上，很多理解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和臆想，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撑。 符：在这方面，您的概念史研究，倒是提供了很好的批判视野。比如您对“夷”、“洋”、“西”、“外”的分疏与讨论，辨明了很多纠缠不清的论述。 方：但愿如此吧。我想，马上要出版的概念史研究论著，可能在这方面会提供更多的参照和校正的视野。我又想起你刚才说到的那篇《汉学与汉学主义》，在《读书》上发表时，不知编辑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由于篇幅吧，把文章的最后几句句子去掉了。讲的也是盲目崇洋：学术会议的坐次和论文在刊物中的位置等，不见得缘于“礼仪之邦”的习俗，而是要让外来和尚先念经。假如我们抹去那光环，便可非常轻易地看到，一些西方汉学“成就”是很平庸的。它可能有一个很不错的选题和视角，可是我们的硕博论文中也有很多不错的选题和视角！就学术训练和学识而言，一些无多建树、只在中国才受到高度礼遇的“洋和尚”的中国知识，是不能与许多中国学者的学问同日而语的。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业内，我们已经可以很好的平等对话了。 3. 文学研究的概念考辨 符：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这么概括您的学术研究，其一是充满实证精神，我觉得这与您在德国学术训练有关，我们都知道，文献考证是德国学者的优长。其二是对概念的敏感性。换句话说，您对概念的使用非常谨慎，总是带着高度的社会与历史敏感性去把握它的内涵。这一点，可以引申到您近年来写作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方面的概念辨析论文，比如，“跨文化”、“沙龙”、“（西方）文学”、“世界文学”等。这样的论文其实很难写，对研究者的知识积累的要求很高。我想知道，您当初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决定写这一类文章？ 方：说起来，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是被动的。起初是因为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碰到这些概念时，吃惊地发现，很多使用方式都是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如果听而任之，无疑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理解偏差。所以，转用孟子的说法，不是我好辨，是不得已啊！举个例子，西方“文学”概念，现在很多老师在教学中，都会引述福柯、威廉斯和卡勒的观点。但我的辨析或许可以让人看到，这些使用方式都是不准确的，与实际的观念演进脉络有出入。 符：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可惜很少有文学研究者来做这样的工作，当然这也跟学术训练和能力有关。尤其是您对“跨文化”和“世界文学”两个概念的辨析，对于当前比较文学的研究，说得上是及时雨。从表面上看，大家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它们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是不假思索，但经过您的辨析，才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大。 方：是的。“跨文化”问题其实涉及到对三个概念的辨析，即“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很多人把它们不加区分地混用。“文化间性”是对“多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很少有人知道，“跨文化”是作为这两者的对立模式而提出的。简单地说，“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的国族界限，行走、穿越于不同文化。所以，它其实被看做介于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思考。我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讨论，后来在巴黎的法国人文中心讲过，很多法国学者听了觉得眼前一亮，没想到中国人能够进行如此深入的考辨工作。 符：您好像在巴黎高师做过一次演讲，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方：不是的，但有些联系，那次讲的是文化传输问题。 符：以往的讨论，确实没有意识到概念之间的对立和构造关系。换句话说，对于“跨文化”的理解，必须在一个概念群的意义脉络中才能加以定位。一旦脱开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使用者的主观臆断了。我想进一步了解，学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误解，是不是有所不同？ 方：可以这么说。相比之下，“世界文学”的问题更严重。不止是中国学者存在误解，甚至很多享誉国际的比较文学专家也是一知半解，妄下判断。凡是讨论“世界文学”，都会提到歌德的讲法。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追究歌德是在什么语境，针对什么状况提出“世界文学”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后来的理解，置换了当初歌德的表述，时长日久，也觉得他最初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具体的讨论，可以看我发表在《文艺研究》2017年第一期的长文。概括地说，当初歌德的理解，从历史层面来看，与赫尔德关系密切；从现实层面来看，一方面根植于德国社会语境，另一方面针对欧洲的民族状况。如果不讨论这些层面的问题，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 符：听您的解释，确实很受启发。在概念使用的问题上，很多人对它的历史语境都缺乏敏感性，这带来了无形的理解障碍。我相信这篇论文，以后会对比较文学界重建自身的学科根基和历史理解大有裨益。最后，我还想了解的是您这些年开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也就是“思想与方法”系列会议。能否就此谈谈您当初的设想和规划？ 4. 跨学科的学术组织实践 方：好的。从2006年回国，到现在已经有十年。这十年之间，我的研究逐渐介入当代中国学术的不同领域。因此，对于不同学科的问题，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最直接的体会是，很多研究都以学科自重，建立起壁垒森严的门户，大家对学科之外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具体来看，真正落实的并不多。 符：我也有同样的体会。虽然大家都觉得跨学科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跨学科，如何跨学科，很多人的理解都不深。似乎了解别的学科方法，通过多种角度研究同一个对象就是跨学科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学科界限，真正以整全的眼光来把握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不同方法的简单叠加。在这种意义上，组织跨学科对话非常不容易，它要求参与讨论的学者必须是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这样才能更好地反省和扩充自身的知识视野，达成理解眼光的融合。 方：你说得对。这个“思想与方法”系列会议是从2013年开始的，目前已经举办了四届。我当初设计这个“国际高端论坛暨学术对话”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少而精。也就是不要办成大会，中国很多会议的规模是好几百人，比如那些年会，像过年一样热闹，我有时开玩笑地说，应该再放些鞭炮啊。我自己参加这类会议不多。这些会议的实际效果甚微，大家自说自话，忙于应酬，热闹完就散了。我们这个系列会议的总人数通常控制在20人以内，邀请的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一流学者，每次听众却有好几百人。活动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半天高端对话，一天学术论坛。对话部分邀请的学者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家，比如，于连、成中英、王汎森、罗志田、达姆罗什、张隆溪、欧立德、葛兆光等。第二天论坛也是围绕第一天的对话，议题集中，气氛热烈。 符：就我听会的感受而言，确实如此。据我的了解，这个系列会议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形成良好的口碑和影响，不少学者和学生每年都慕名等会，期待听会。我想知道，这个系列会议，何以能收到这样的学术反响？ 方：这样的效果其实是超出我最初预期的。我最初并没有这么大的期待，只是想老老实实地办出真正有质量的会议，以做学问的态度办学术会议。不过，现在来看，会议获得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与会者都是各领域的名家，另一方面也与每年会议的主题选择有关。事实上，每年办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主题，这绝不是灵机一动的随意选择。其实与我对中国学术界动态的长期观察和考量有关。第一届的会议主题“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理论统领性，也就是处理对话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前提。如果不首先反省这些前提，后来的对话很可能还是流于形式。从第二届到第四届，主题依次是：“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何谓世界文学？：在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毫无疑问，这些主题都是当前学界的热点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话平台，大家的研究再热烈，最后也可能变得缺乏参照和动力。因此，每年受邀的与会学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对话兴趣。会议结束后，他们的反馈也都相当好。目前，前三届的会议论文集已经出版，第四届正在整理中。很多年轻的学者和学生都表示，尽管当时未能聆听会议，但是读论文集同样很有收获。 符：是的，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好事。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同时了解不同学科的进展，以及不同方法论的交锋，的确能在短时间内把握学界的前沿问题。说到这里，我很关心，这个系列会议是否会继续办下去？这不是我的个人期待，不少学者和学生也有同样的愿望。 方：当然会继续办下去，希望在这些会议中酝酿和发酵的思想成果，真正能够对当代学术的跨学科诉求有所助益。这也是我推动这项工作的最大心愿。 符：好的，继续期待。今天的访谈很充实，也很有收获。谢谢方老师！ 方：别客气。我也聊得很高兴。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9日 整理人：符 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