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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思想形象——方维规教授访谈(4)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社会科学论坛》 方维规、符鹏 参加讨论

    概念史的理论与实践
    方:要是追溯起来,我开始概念史研究有一个机缘。1996年完成特里尔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我去了哥廷根大学工作。当时参加了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个项目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近代的词汇。可以说,这是我后来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这个项目由朗宓榭教授主持,欧美很多一流学者都参与其中。中国近代史学者熊月之、周振鹤、王扬宗、邹振环等,也应邀参加,朱维铮也去过。当时计算机技术还没有在中国普及,但在德国,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近代文献的数据库。因为我们占有当时很多国内学者不容易得到的文献,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双语辞典和著作,所以在研究资料方面很有优势。这个阶段阅读、整理和考证近代文献的研究经历,培养了我对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兴趣。
    符:抱歉,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先打断一下。我注意到,您在读博士期间,曾经选修“语文学”的课程。说得通俗点,“语文学”是很高级的学问,偏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问题。我想知道,这段学术训练,与您后来从事概念史研究是否有关?
    方:这个问题问得好。你不问,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现在想想,肯定是关系密切的。语文学是德国学术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学问。你肯定知道,尼采当年就是以语文学开始其学术生涯的,24岁成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当时我选修的“语文学”课程,有一大部分是语言学或语言史。通过这门课程,了解了欧洲语言与历史文献的基本脉络,也大体把握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方法论。在哥廷根大学做项目时,通过阅读近代文献,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近代思想的形成,与语言的关系密切。简单地说,思想是由语言来表达的,没有语言,就无所谓思想。概念史研究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词语史,一个是概念史。讲到词语史的时候,肯定和语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词语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语言的历史。具体到近代的语境,新的语词的形成,与翻译密切相关。如果学过语文学,那么,对于语言的变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也就是感受语言的能力。可以说,没有这些能力,概念史研究是很难做的。回想起来,正是在这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第一篇概念史论文《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
    符:您说的是1999年发表在《史林》的那篇吧?这篇论文后来影响很大,基本上是近代史领域处理这一问题必须阅读的文献。从这一篇开始,您的概念史研究便没停止过。我注意到一个变化,前期的研究主要是近代关键概念的案例研究,后期的研究开始处理一些理论问题。这样区分您的不同研究阶段,不知是否准确?
    方:大体上是准确的。我当然可以一直把近代概念的案例做下去,但这些年注重对理论问题的讨论,源于我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观察。我注意到,不少学者对概念史研究很有兴趣,但是并不知道这种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学者看到我的研究后,就来问相关的理论问题。这样,介绍和讨论德国概念史研究理论,成为很迫切的学术使命。你知道,概念史是德国货。从2007年开始,我连续写了四篇概念史方面的理论文章:《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另外还在一些书评中说及理论。这些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很多人因此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你或许知道,在东亚,对概念史感兴趣而且做案例研究的人不少,但是做理论的好像少见。当然,我自己的概念案例研究还在继续。中国有十年磨一剑之说,仔细一想,从1996年开始参与近代词汇研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期间我也曾分出精力做其它领域的研究,但概念史研究一直没有断,只是有时因为事多、暂时放下而已。最近我在整理和修订以往的研究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今年应该会出版一部分量较重的概念史研究论著。
    符:非常期待。在概念史研究方面,很少有国内学者像您这样开展持久而深厚的学术工作。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应该会对学界同仁很有帮助。在我的个人观察中,以往近代史领域的不少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对狭窄的时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之后,便可以更好地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我认为,这对于扩展和深化近代史研究的视野特别重要。
    方:希望如此吧。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有一个体会:国内学术界流行崇洋媚外的习气,仿佛外国学者做的研究就高人一筹。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其实很多研究都没法深入到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内部。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的很多概念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国外学者固然在西学方面有优势,但对于中学部分,功力深厚的并不多。而要想做好研究,就必须把中西两部分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
    符:其实,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多近代知识分子的学问是中西兼通,除了少数保守派。要理解他们的思想,个人的知识结构必须尽可能接近他们。事实上,大部分学者的知识累积主要在中学方面,对西方的理解是很不够的,或者说还有很大距离。而那些既能够把握中国又能够理解西方的学者,通过概念的方式进入近代史,往往能够开拓出更具整体性的研究视野。
    方:是的。在这方面,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希望自己能对国内学界的理解和接受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最近,由王汎森提议,罗志田召集,准备出版一套规模不小的“乐道文库”,也就是为年轻人编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什么是”丛书。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各学科领域的一流学者,我应邀撰写其中的《什么是概念史》一册。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系统地向国内学界介绍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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