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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偶然因素的作用 偶然因素虽看上去比人为因素更次要，但由于普遍存在，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偶然因素在《红楼梦》中不独造成了宝黛之间的误解，而且还造成了更严重的负面结果。黛玉前去看望宝玉，却被不知情的宝玉身边的侍女拒之门外，从而引起误会（第二十六回），当然误会随即得到开释（第二十八回）。宝玉终于直言向黛玉袒露心迹：“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63]。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却不知黛玉已离去，而袭人无意间听到这番表白，“唬得魂销魄散，只叫神天菩萨，坑死人了”（第三十二回），于是找到机会便向王夫人进谏，让宝玉搬出大观园，以疏远宝玉与黛玉、宝钗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这番话的直接受益者是袭人；袭人由此获得王夫人的充分信任（第三十四回）。可以推知，她充当起向王夫人汇报宝玉和其周围人情况的密探的角色。袭人这番进谏的受害人，则可能是黛玉和晴雯等人。宝钗不会因其而受任何负面影响，首先有其母薛姨妈和王夫人的亲姐妹关系作担保；其次，正是在同一回，进谏之前小说家明写宝钗赢得袭人的“感激”，而且她后来一直暗中为宝钗效力。晴雯最后遭到王夫人的驱逐（第七十四回）则很可能与此有关，王夫人明确表示：“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位的汇报显然事无巨细，第七十七回，宝玉曾质疑袭人：“咱们私自玩的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这可奇怪。”黛玉方面，小说家没有直接写，不过宝钗在贾府地位的不断上升，已注定她的爱情的失落。 《追寻》中，马塞尔与吉尔贝特的爱情，同样结束于偶然因素。马塞尔在有意冷淡吉尔贝特一段时间后，终于希望再次见她并与她恢复关系，在前往吉尔贝特家的路上，无意中看见她与另一“青年男子”在散步，两人看上去关系十分亲近，于是马塞尔决定不再去见吉尔贝特，并与她彻底分手。从小说后来的发展看，这所谓的“青年男子”有可能是吉尔贝特的一位女扮男装的女友。 结论 作为深切人生体验的爱情 周汝昌在其汇校本《红楼梦》的最后部分“代跋：脂砚痕清云未散，红楼影切梦犹香”中探讨了宝黛钗三人爱情悲剧的家庭原因，针对高鹗续书中所写贾母与熙凤拆散了宝黛二人姻缘，周汝昌指出“致黛玉以死的主凶，是元春、贾政、王夫人、赵姨娘，却不是凤姐、贾母。”[64]牟宗三则将《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归结为人生见地和性格冲突，存在着冲突的两端：宝黛为一方，宝钗和支持她的贾母、王夫人以及众人等为另一方；因此可以说宝黛爱情悲剧，由二人与宝玉家庭的冲突所造成。[65]可是设想如果上述重重障碍（主要来自家庭方面）都不存在，那么宝黛爱情会有幸福的结局么？ 表面看来，《红楼梦》中爱情悲剧是命定论的东西，所有的少女均受不幸命运的制约。这一点在小说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均被归入“薄命司”中已暗示出来。将不幸归结为命运，在普通人，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创作意图十分明确的小说家，则体现了他的人生观，那是他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不只是他个人的体验，还有他对周围世界的冷静观察）。金陵十二钗的不幸，与其说是警幻仙子的安排，不如说是小说家曹雪芹的构思。曹雪芹对爱情和人生的上述理解和表现，无疑能够赢得普鲁斯特的共鸣。对于后者而言，爱情的痛苦同样处于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痛苦之中；而展现和反思人的困境，构成两部小说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普氏那里，正像曹雪芹发出“无可奈何天”的感叹，时常流露出认命感，在《女囚》中他借助小说中的作家贝高特的体验表达这种情感：“人无法达到幸福”；不过无论是曹雪芹还是普鲁斯特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认命，普氏接下去写道：“不过人可以思辨之所以达不到幸福的原因；这些原因如若没有失意造成的突如其来的缺口便往往是不可见的。”[66]从而展现失意的爱情和失意的人生，同时便是探索其可能的原因。 从写作的角度看，两位小说家对爱情的描写，植根于各自的文学传统，显示为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两位小说家都试图展现自己对生活的全面的、独特的认识，他们的作品建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不过在对爱情的认识和表现方式上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并且两位小说家所得出的结论也非常相似：爱情是人生的一大难题，而且近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爱情与幸福紧密相系，如果爱情不能如愿以偿，幸福也终不可得。更进一步看，两位小说家都将对爱情的追求与痛苦联系在一起，仿佛对痛苦的体验构成了人生经验的最深刻的、最本质的部分。 在两位小说家笔下，爱情都是从双方交换的第一个眼神（宝玉与黛玉、马塞尔与吉尔贝特）便倏然而至（在曹雪芹那里，还有前世缘的色彩），并带来强烈心灵震荡。由于两部小说都以男性主人公的视角展开，爱首先意味着对女性之美的欣赏与爱慕。两位主人公都可谓殷勤细腻；如果说宝玉对黛玉如同神瑛侍者对待绛珠草那样精心呵护，马塞尔对巴尔贝克海滨的那些如花少女也是尽力效劳。不过在相爱的情人之间，性别差异和与之相关的教育、思维、表达差异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流常常陷入困境。在表现爱情与疾病的联系这一点上，两位小说家也有相似之处，而主要原因则在于爱欲得不到满足。 从爱情所受到的具体的障碍看，两位小说家的描写显示出一些差别。 在曹雪芹，人生显示为难以弥补的残缺，爱情当然也不例外。两情相悦便不是件易事，如宝玉和宝钗，虽门当户对且双方家长十分愿意他们相好，但在情感上却有所欠缺：宝玉的心思并不在宝钗身上；如果满足了两情相悦的条件，如宝玉和黛玉，理应结成良缘，却主要由于外在原因（家庭的利益）而无法成就姻缘。 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不同，马塞尔在选择爱的对象方面基本上没有家庭的制约——即使有，他也可以不去顾及，因此可以说非常自由。而且在物质条件上他也相当优越，他可以像斯万那样供养情人阿尔贝蒂娜，但他的爱情仍然非常不幸，最终以阿尔贝蒂娜出走、遭遇死亡而告终。小说中还写了众多人物的爱情，然而没有任何一对情人可以说是幸福的。在一场场不幸的爱情中，人的无限的欲望和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冲突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情人之间，短暂的爱的欢乐过后，误解、谎言、嫉妒、互相折磨与伤害迅速登场。而这似乎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必然结果。在普氏那里，当人在爱情中，想的只是如何与情人约会，而不会去思考关于爱情的种种问题。而一旦失去了爱情，他对其进行的思考又是外在的，无助于理解爱情。因此在小说中，爱者重复着自己的错误，一错再错，无以自拔。除非放弃欲望，如马塞尔的最终选择。 在两位小说家笔下，众多人物对于似乎近在眼前的爱情与幸福的追求，往往由于缺失某一因素而难以如愿以偿，尽管有时不过是偶然造成的或者微不足道的因素。从而追求爱情与幸福的人们常常功亏一篑。不过最终，在普鲁斯特看来，爱情并非人与人之间灵魂交流的方式，只有音乐或者说具有音乐特色的小说才能达到灵魂的交流，而这一点，曹雪芹无疑会同意。因为两位小说家都将他们对人情、人性，乃至整个人生的理解寄托在了自己的小说中；而他们的作品，确实是痛苦孕育出的最美丽的人生与爱的咏叹。 当我们掩卷静思小说家所叹惋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退后一步，那么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人生虽残缺，美好的爱情虽不可得，小说家却期待着以自己的文字和艺术使这残缺的人生具有永恒的色彩，使那不幸的爱情为后世咏叹；也许不只是咏叹，还有珍惜，珍惜这残缺的人生；或者换一种角度观照人生，将痛苦视为生活的常态、将幸福视为意外的收获。总之，以残缺的人生实现某种超越残缺的美丽的作品，也许这便是小说家之爱的奇迹。 2012年8月修改 （本文原载于《阿尔卑斯》第二辑，201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