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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西方文学与宗教基本属性的研究，陈中梅打通了它们之间的表面隔阂，揭示出二者在本质上的相通与一致，指出它们实际上都是秘索思这一概念所指涉的同一种文化基质成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秘索思的内核是“虚构”，它并非基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于人类对于某种意义或价值“真理”的主观建构与追求。从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秘索思这一元概念虽然很早就丢失了，但是这一基质成分却是常在的，它披着不同的面纱，或以文学、或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甚至在现代社会，在“看似缜密”的哲学或科学理论体系的论述中，有时也会出现它的身影。总之，作为一种基质成分，秘索思或隐或显、时起时伏地贯穿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今天的西方文化发展史中，其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广泛受到中西学术思想界重视的逻格斯，占据着西方文化基质的半壁江山。 围绕着秘索思“名与实”之间的矛盾，本节从（一）作为元概念，秘索思的丢失过程；（二）作为基质成分，秘索思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种种“变身”这两方面，来作进一步阐述。 （一） 作为元概念，秘索思的丢失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早期，秘索思曾经作为一种权威性话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有宗教性的古老的神话和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人们观念中的真理与真实。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以历史、哲学等为代表的逻格斯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方式开始迅速崛起，并将矛头指向了Mῦqος能指范围内的核心内容——神话，而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荷马史诗则成为遭受炮轰的重灾区。面对逻格斯的强势进攻，神话（或者说文学）显得难以招架，因此，秘索思的威望开始下滑。其实，神话、故事本来只是Mῦqος词义能指范围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神话在这场所谓“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中所背上的“谎言”之名，对于庞大而尊贵的Mῦqος的词义王国来说，几乎像是爆发了一场广为流布、不可遏制的致命瘟疫，以至于“谎言”这一恶名几乎完全覆盖了Mῦqος的词义王国，成为了Mῦqος的代名词。这一颠覆性“变故”不仅大大窄化了秘索思的能指范围，并且还将本来具有充当元概念潜质的Mῦqος拉下了水。Mῦqος的威名经此重创而一落千丈，从此它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萎缩、贬值、淡化乃至几近于消失，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中，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有实无名”之旅。 此后兴起的基督教自然不会心甘情愿、自取其辱，将自己归入mythos（或mythus）一词的旗下。mythos所散发出来的满身晦气，让它唯恐避之不及，深恐自己会掉入mythos的泥淖而蒙尘。虽然基督教的内核是“虚构”，但是这一本质是被庄严肃穆的神秘主义和貌似论证严谨的经院哲学层层包裹起来的。虔诚的基督教教父及信徒们自然认为基督教是全然不同于古希腊神话和故事的“真理”，因此，他们采取了果决而又无意识的、同时在我们看来却又很巧妙的“借尸还魂”策略，一方面在暗中掏空逻格斯的精神，在实质上极大地扩充、壮大了秘索思基质的实力，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初期，又明智地借助了逻格斯自古希腊以来的余威[1]，同时还采用了一个本土词“religio”来包装自己。基督教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进一步将mythos一词推向不名誉的深谷，而且从名义上几乎干净成功地斩断了与其的任何瓜葛。在基督教发展的初期，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神学论证的实际需要上，它都借助了古希腊哲学这根拐杖。在此基础上，它不仅腰杆挺直，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打造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秘索思在中世纪大行其道，但人们却未能认识到长期统治他们的思想并指导其日常言行的‘真理’，其实是一个在起点和终端上都无法验证的神话”，[2]但是基督教却拒绝承认和接受自己这“不名誉”的本来面目，决绝地与mythos一词撇清了关系。“虽然mythos（或mythus）还是进入了拉丁语的词汇体系，但它的指对功能却受到很大的限制，被彻底切断了与基督教故事之间的能指和所指关系。”[3] 雪上加霜的是，mythos一词在文化气候变迁中所携带上的晦气，也遭到了古罗马学术界的嫌弃。他们也同样完全被此前古希腊哲学家加之于该词的恶名所蒙蔽，在对该词曾经所能指范围的丰广与醇厚的文化韵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将mythos抛之于废弃的角落，轻率地以一个本土词fabula作为了指代神话的主流用词。陈中梅说：“古罗马文明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然而，罗马人照搬了许多希腊学科词汇，却在指称作为一个范畴的神话时心照不宣地拒绝mythos。他们选择了fabulae(fabula的复数形式)，一个‘在其内核深处不包含重要歧义’且附带表明所述故事‘缺乏严肃性’的本土词汇。mythos是神圣的(有时相当于hieros logos即‘神圣话语’)，词义中隐约保留了被先民们奉为真理的故事存迹。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布鲁斯·林肯上述语句的内在含义。‘内核深处不包含重要歧义’，原文作‘no major ambiguities at its core’；‘缺乏严肃性’的原文表述是‘lack of seriousness’。林肯的洞察极富启发性，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这一‘替代’的思想史意义。‘替代’造成了Mῦqος的丢失，致使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在观念的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伴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展，mythos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逐渐沦为令人难以置信的（fabulous）故事，其词义中的‘积极’部分被消解殆尽，变得‘一如拉丁语里的fabula’。”[4]因此，“Mῦqος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与思想史信息，连同它与古时的‘真事’和权威话语相挂钩的词源背景”[5]，都在这一替代过程中遗失了。Mῦqος，这个古老的王者级词语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便不断大幅度地丢城失地，最后，其所统辖的能指范围几乎丧失殆尽，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也黯然失色。“拉丁语里有词形上对译希腊语词Mῦqος的mythos（或mythus），但该词却因为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场域而被人为弱化了原本强劲的指对功能，一定程度上变得名存实亡。”[6]因此，mythos一词虽苟延残喘地仍混迹于拉丁语的词汇世界，但早已如同寂寞残阳中散落的一两块不起眼的、然而却曾经撑托起庄严辉煌的阿波罗神庙的基石。在西方文化史上，它的名字已微弱到无足轻重，几乎完全丧失了被关注的价值。 “迟至文艺复兴时期，伴随‘希腊学’的勃兴，作为一个名称的myth才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7]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从myth一词中，“人们已读不出曾经存在过的mythos与logos的对垒，体察不到该词所具备的元概念潜质。”[8]即使到了18世纪，myth的“真实性”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有所回归，其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部分弥补，但“秘索思（这里并非仅指神话）依然湮没无闻，其背靠词源学且纵贯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的文化基质属性，依旧没有引起西方学界人士的重视。”[9]总之，自从古罗马人开始接受希腊文化并同时对其进行过滤起，秘索思这个元概念就开始崩碎了，它的碎片不间断地散落、遍布于此后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中，以众多不同的次级概念的面目出现在学者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思考与描述话语中，而作为元概念的“完整”的秘索思则隐身于这大量零星闪烁的概念碎片之后，不为人知。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逻格斯开始在颠覆秘索思话语权的过程中崛起。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伴随着它的对手秘索思一落再落的，并不是逻格斯的步步高升。相反，随后日益强势的基督教不仅压倒了古希腊神话与文学，而且也导致了逻格斯的能指和所指的全面萎缩。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常在的基质成分，逻格斯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随着秘索思与逻格斯两方面的然而实际上又是胶着在一起的变化，M-L二元模式开始崩解、暗淡与模糊。“务实的罗马人没有想到要在拉丁语中找出一对合适的‘重量级’词汇，把希腊人所熟悉的那种二元对立互补的观念表达出来。”[10]通俗一点说，罗马人的确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自此以后西方文化思想史上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二元论对立概念。这些成对出现的概念，基本上都不出M-L的框架之外，但它们又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这一框架的“局部照亮”。只有在秘索思这一元概念被“复原”之后，一种关于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简练”且具有“全时段覆盖效力”的整体性或综合性论断才有可能出现，我们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西方文化基质架构的真面。 秘索思元概念的缺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们在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含混与模糊，并不能改变秘索思在事实上作为基质成分左右西方文化、并与逻格斯相互对立、竞争、互渗、互补，共同构筑起西方文化二元基质结构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