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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条分缕析梳理由社会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透析诗集主要特征，指出其诞生的渊源及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估价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状态，言辞简练含蓄，表达追求艺术性；苏雪林直率大胆，她擅长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内，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解析与品读，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评价作品。 【关 键 词】沈从文/苏雪林/新诗批评 【作者简介】陈卫，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茜，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930年秋，由陈西滢邀请，沈从文去中国公学而赴武汉大学教书，讲授新文学。一学期后，因私事耽误和其它原因，他离开了武汉大学。1932年，苏雪林接任沈从文的课程据苏雪林回忆：“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①从沈从文有关新诗的文章看，《我们怎样读新诗》和《沫沫集》篇目应与当年武大文学院长所说的那个课程讲义有关②。苏雪林在武大的讲义后经整理，也有出版③。本文将以沈从文和苏雪林的有关新诗的文章与讲义为依据，重点剖析二位批评者在中国早期学院派新诗批评上的特点、风格及相关问题，尽可能客观展现他们的诗歌批评价值。 一、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概述 沈从文首次发表的新诗批评文字为《我们怎样读新诗》，这是一篇带有诗史性质的综论④。文中将新诗(1917-1930)划分为三个时期，指出每个时期的诗歌特点及代表作。他认为第一时期(1917-1921或1922)的诗带有旧诗痕迹；第二期(1922-1926)诗有了新标准，取得新成绩代表诗人，有“浪漫主义夸张豪放”的郭沫若，也有“象征趣味的李金发”；第三期(1926-1930)有专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论人生励志、歌唱温暖、赞美官能之爱的诗。《沫沫集》多围绕三期挑选的作品展开，收录文章18篇。除去11篇论二三十年代作家及小说、散文、话剧作品，有七篇(讲义为六篇)论诗人诗作，含《论朱湘的诗》⑤、《论焦菊隐的〈夜哭〉》⑥、《论刘半农的〈扬鞭集〉》⑦、《论闻一多的〈死水〉》⑧、《论汪静之的〈蕙的风〉》⑨、《论徐志摩的诗》⑩、《由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等。 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是一部“具有现代文学史的规模与框架性质”(11)的讲义。收录篇目涵盖“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也有对诗人、批评家以及刊物的研究。与新诗相关的篇目有《胡适的〈尝试集〉》、《五四左右几位半路出家的诗人》、《冰心女士的小诗》、《徐志摩的诗》、《论朱湘的诗》、《新月派的诗人》、《象征诗派的创始者李金发》、《戴望舒与现代诗派》、《闻一多的诗》、《颓加荡派的邵洵美》、《神秘的天才诗人白采》，论及到的诗人还有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和郭沫若、王独清、蒋光慈、成仿吾、钱杏邨、穆木天等，涉及的作品集有《扬鞭集》以及《诗刊》等诗歌刊物，派别有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等。 由1917年的文学运动到1930年代，历史毕竟不长，文学史观念尚未建立，通过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无疑是观察当下文学最直接的方式。从二人所选的诗人来看，苏雪林所选对象更多，他们的创作时间更早。沈从文论述的主要对象多与后来出现在文学史中的新月诗派与湖畔诗派诗人相关，至于焦菊隐及《山花集》的作者刘廷蔚，因以后分别投身于戏剧和昆虫学研究，诗歌创作相对减少，为诗歌研究者遗忘。沈、苏的共同评论对象有朱湘、徐志摩、闻一多的诗以及刘半农的《扬鞭集》。 有学者指出苏雪林的文学批评通过对新文体的分类、文学整体的观照和历史演变的考察，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新文学发展史，且通过批评实践和讲授实践，为新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笔者认为，此观点符合实际。1930年代初，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学校并不多。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过该类课程，写过一个新文学研究纲要；杨振声在燕京大学也同期开设；1936年，废名才在北大开设这类课。可以说，武汉大学于1930年开设新文学研究课开了风气之先。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选择沈从文任这门课的首位老师，不是凭学历而是凭其在文学创作界渐起的名声，接续者苏雪林为科班出身，她对沈从文的讲义并不满意，然而她对这门从未上过的课也不自信；“我觉得(沈从文讲义)并不精彩，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吸五四法乳长大的新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半吊子’？”(13) 当时的苏雪林本是担任中国文学史教学，历史观念的养成使她在续接新文学课程之后，非常娴熟地将新课按文类分成五种，尽量克服她预知到的写作难度：“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又每人作品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著作表’都很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得厉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性，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飙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她明白，在写作过程中最棘手的是资料：“作家虽不算丰富，每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都要你自己去揣摩，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14) 然而，正因为资料相对缺乏，反倒使沈从文和苏雪林在各自的讲义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心血，他们的诗歌批评更显出原创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