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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梅先生曾对Mῦqος一词专门做过词源学方面的考释与研究。在对西方一些资深词源学家对该词的研究结论进行广纳博取的基础上，陈先生认为Mῦqος的词根为μυ-，虽然西方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此看法持审慎的保留态度，但陈中梅指出“mythos[1]和mystery均源出拟音词根mū-的见解，已经成为近当代一些资深学者从事新思路和开拓性研究的理论依据。”[2]μυ-的本义可能为，“用闭合（实为微启）的双唇发出带拟声性质的mu音”[3]。从众多词源学家的研究结论来看，该词根可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欧语词根，与“嘴”关系密切，有“发音”、“咕哝”、“说话”之意，同时兼有从表面上看与上述词义似乎矛盾的“缄默”之意，但这种“缄默”主要是因为声音低沉含糊所造成的语义本身不明或语义难辨意义上的。从词根上看，秘索思不仅具有通向凡俗话语的潜质，而且还具备有可能与宗教、仪式等相通连的神秘意味。 Mῦqος词根为μυ-，从词义上看，该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义词，但其基本词义应该首先是“话”、“话语”[4]。陈中梅认为，“一般而言，相对于同样可作“话语”解的λόγoς[5]，Mῦqος的区别性特征是虚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非写实修辞手段的运用。”[6]其次，Mῦqος第二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词义是“神话”与“故事”。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中梅还指出，“神秘性话语”也应该是秘索思一词能指范围内的应有之意。他说，“秘索思内置性地包含神秘，任何神秘或神奇事件的话语表述都在它的涵盖范围之内。”[7]总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秘索思的内核和基本属性是虚构，而且“神话和神秘共同构筑了秘索思崇尚虚构的叙事底蕴。”[8]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秘索思这种虚构性叙事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细化，那么它还可以根据叙事倾向的不同，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神话、故事类的叙事方式，它在西方文化中主要以文学为展示舞台，另一类相比较而言神秘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它主要表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及其核心文本《圣经》之中。因此，文学和宗教，这两种在表面上看起来“各领风骚”的文化现象，从基本属性上来看，实际上却是基于同一种基质成分，它们不过是秘索思在西方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展现形式。 对于文学属于秘索思，无需深论。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就因其“虚构性”而遭到了古希腊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乃至被贬斥为彻头彻尾的“欺骗”与“谎言”。因此，文学因其叙事方式上的虚构性而殃及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其本体中内蕴的真实性或真理性价值也被连带否定掉了。此后，与此形成对立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为诗的虚构性进行了辩护。他论证了虚构之于诗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指出了诗正是需要通过虚构来揭示事物内在逻辑和普遍规律。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灵魂”[9]，情节是“事件的组合”[10]，而诗人则是情节的编制者，“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1]且不论虚构到底给文学的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但观点对立的双方在“虚构与文学如影随形”这一点上却无意中达成了共识。陈中梅明确地指出，“荷马史诗的主体是文学，包含大量的神话故事，……作为诗歌的典范，《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同于理论性的阐述，从本质上来说二者均为秘索思，其功能在于打破经验的囿限，为人们提供一种高于也超然于生活的生存体验。”[12]需要指出的是，虚构并不等于无价值，虚构性叙事方式完全可以包裹这样一个内核，即意义世界或者说价值世界中的真理与真实。诗是以一种美丽的语言来表达真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但是，对于基督教及其核心文本《圣经》来说，它是否在基质属性上与文学相通且同样接受秘索思的辖制，则需要一定的解蔽。由于种种原因，基督教的秘索思属性被长期遮蔽，重新将它纳入秘索思的阵营则需要一定的论证。对此，陈中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和文学的方法论基础都是虚构，基督教虚构了上帝的存在，希腊神话虚构了宙斯与诸神在奥林波斯山上对凡人和世界的统治。如果说《圣经》中也包含史实，基督教的立身之本却不是科学实证主义，而是建立在超验论基础之上的圣迹、恩典、救赎和子虚乌有的千禧年神话。‘宗教就是诗，神就是一个诗意的实体。’在宗教和神话文本中，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作者想象力和各种非写实手段的得体运用保证了‘创作’的成功。”[13]因此，一方面，作为基督教核心文本的《圣经》包含了大量的离奇的神话故事，具有很明显的文学色彩，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不同于文学的另一类秘索思的代表，“神秘性”在这里得到了“超常”发展，成为宗教秘索思区别于文学秘索思的一个突出特征。“基督教有其自身的理论维度，但在它的诗性内核里却始终包藏着秘索思的神秘，根本或基本上没有科学理性的地位。”[14] “‘神秘感受构成了每一种宗教的决定性要素’，‘突出地表现在闪米特人的宗教特别是《圣经》之中’；神秘主义（mysticism）凸显了基督教即便是通过最繁琐的‘理性’论证也难以掩饰的超验本质，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秘索思的虚构和非理性特征。一旦完成此项解蔽，加之具备探源西方文化基本或基始‘状况’的认知自觉，我们便可窥见希腊神话（mythos）与《圣经》在有神论、超验哲学和叙事方式上的品质一致性。”[15] 不仅如此，陈中梅还从词源学考释的角度，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首先，许多西方资深词源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古希腊词μύω、μυέω、μύστης、μυστήριον[16]以及Mῦqος均派生自印欧语词根μυ-。因此，在词义上，这些词之间存在深刻的本质性关联。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古典学研究专家格雷戈里·纳吉教授（Gregory Nagy）在这一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纳吉在上述词源学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提出“Mῦqος负荷仪式和神话的双重维度”[17]，在特定宗教场合下作为一种“有标记”的词语时，“其特定的含义当为“特定话语”（special speech），与日常话语（everyday speech）形成对比。”[18]因此，这就指向了一个结论，即Mῦqος词义范围非常宽泛，覆盖了包括神话与宗教在内丰富而复杂的内容。陈中梅指出，“像mustērion等词汇一样，mythos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与神话和宗教仪式相关联的神秘性。”[19]此外，纳吉还提出，“mūthos……早期指“特定的”（话语），与“日常的（话语）”形成对比。[20]但他对于“早期”所具体指对的年代并未作明确的说明。陈中梅对纳吉的观点做了进一步更为明晰的说明。他认为，纳吉所谓的“早期”，“其上限当为荷马时代或更早，整句话可理解为mūthos在荷马史诗等早期希腊诗歌（乃至仪式）里的用例。”[21]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早期，Mῦqος与神话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其词义所指可能带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带有神圣话语或权威话语之意。[22] 另外，我们从荷马史诗中似乎也能隐约感受到秘索思曾经作为一种权威话语的存迹。这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荷马史诗本身是一种秘索思；二、荷马等诗人所持的诗歌神赋论的观念。陈中梅以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突破了学科囿限，把这一问题与西方文化的宏观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向深广推进。他通过对mystery[23]一词词根和词义的研究，指出该词是“一个纵贯希腊秘仪（或秘教）与基督教神学和仪制的重要词汇”[24]，“神秘”乃贯通二者的本质属性，并由此打通了古希腊秘仪与基督教之间的隔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基督教重要文本或者说是神圣叙事话语的《圣经》，与作为古希腊宗教秘仪中的“神圣话语”或“权威话语”的Mῦqος应该是一种“同质”关系。虽然，秘索思并非全部来自宗教秘仪，但宗教秘仪以及基督教中所使用的神圣话语属于秘索思的范畴当属无疑。所以，“《圣经》其实就像荷马史诗一样，基本上可以被划归为秘索思。如果说荷马史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学秘索思，《圣经》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凸显其精神实质并形象化表达其教义诉求的宗教秘索思。”[25]因此，词源学角度的研究结论，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支持或者说“加固”了上述打通文学与宗教的表面隔阂并以秘索思作为一个元概念统摄二者的努力。 至此，陈中梅通过对宗教的“扒皮”，终于在认识论层面上使得宗教最终得以回归自己的本属家园。深挖到了文学与宗教共享的这一本质属性，即虚构性，也就揭示出了二者在基质层面上的“暗通”。此外，一旦打通了文学与宗教在基质属性上的隔阂之后，秘索思作为一个重要的概括西方文化基质之一的元概念的身影也变得呼之欲出，从而也为从文化基质角度透视西方文化结构的整体图景扫除了最大的迷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