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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索思:遗失的概念vs常在的基质(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杨秀敏 参加讨论

    (二) 作为文化基质,秘索思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种种“变身”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秘索思不幸很早就丢掉了自己的威名,但其实力和影响是常在的。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和叙事方式,陈中梅认为秘索思和逻格斯相比,前者显然更为古老。在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早期,秘索思曾长期作为权威话语独掌天下。“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自然哲学兴起之前,作为神话或权威话语的秘索思已经“独自”对希腊文明实施了至少长达一千五百年的精神统治。”[11]在这段漫长的早期历史时期内,秘索思内部可能也存在着一种缓慢的“量变”过程。起初,至少是在先于荷马史诗的年代,秘索思应该是具有比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较强的宗教意味。此后,成熟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荷马史诗虽然大量取材于远古的神话,但它的主体是文学,其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了。[12]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虽然在基质属性上毫无疑问地从属于秘索思的阵营,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修筑从秘索思世界中虚构和神秘色彩最为浓郁的腹地通向逻格斯的道路,成为连接神话与哲学、故事与历史的桥梁。从当今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的角度回顾荷马史诗,我们发现它的确是多种学科相互撞击的交汇点,是一部在无意识状态下所成就的“跨学科”的杰作与典范。总而言之,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是一种文学秘索思,是秘索思王国的重要成员。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在荷马时代,除了在当时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学秘索思之外,与其共存的,还有带着浓烈神秘主义色彩的以各种宗教信念与秘仪形式存在的宗教秘索思。
    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晚出的逻格斯却开始大幅度削弱秘索思的威望,逐渐构成对秘索思叙事霸权的严峻挑战,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毫无疑问,逻格斯的强势崛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西方文明被迫放弃以往借助传统诗性力量而得以艰难维持的表面稳定,身不由己地转向文化基质层面上的结构调整,以便在对抗已是既成事实的人文板块上由表及里,从文化基本结构内部基质成分的配置模式中,寻找新的有助于建构稳固文明框架的体系支点。”[13]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此同时,秘索思虽然处于“退守”和“低调”状态,但它并没有就此退出文化历史的舞台,而是继续在古希腊文化中默默地发挥着重要的支柱性作用。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秘索思一方面蛰伏于其文化的深层,固守着自己的文学和宗教领地,另一方面又在激烈的冲突中抵制着逻格斯的强势进攻,甚至还会在某些方面悄然侵入对手的领地。陈中梅指出,“即便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逻格斯(或哲学)也并非一枝独秀。”[14] “至少在公元二世纪以前,奥林波斯诸神依然是希腊人虔诚祭祀的对象,神话不仅为悲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而且也继续在各种仪式中发挥关键作用,掌控并主导着希腊人的宗教生活。”[15]另外,希腊哲学和历史作为逻格斯的代表,其中仍明显保留着以往古老的诗性传统的影响。因此,陈中梅指出,“希腊文明的进步不仅得益于logos对mythos的‘反叛’,而且也得益于‘反叛’掩盖下的继承。mythos由此与表示‘分析’、‘阐释’和‘论述’的logos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既作为两种语言样式和思维方式,也作为两个文化基质成分和两股互为依存的人文精神——共同担负起界定、承载、展示和维护希腊文明及其价值观的重任。西方文化的基质结构在公元前五世纪已具备雏形。”[16]因此,希腊精神或希腊文明并非仅仅因其理性精神而傲世,相反,它是在秘索思与逻格斯这二者的激烈碰撞中,奠定了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基础,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二者之间紧张对峙所激发出的强韧的文化活力,才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
    经过一段“低调”的历史时期之后,秘索思的走势再次上扬。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宣布其为国教,秘索思以新的面目在西方文化中又一次占据上风。基督教在本质上的虚构性决定了它与古希腊文学为“一母同胞”,虽然它有自己的个性,与文学秘索思存在着种种的不同。在它的崛起之路上,基督教采取了“一拉一打”的策略,并最终成功地为自己罩上了“真理”的光环。所谓“拉”,就是一方面从古希腊哲学中获取有利于壮大自己的思想资源[17],另一方面又阉割了真正的逻格斯精神,使它不仅失去了挑战自己的能力,而且还在经院哲学的名目下成为自己的支持者;所谓“打”,就是对与自己“本是同根生”的文学秘索思相煎甚急,极力将它踏在自己脚下,撇清与它的关系。但是基督教的这一切伪装的努力被陈中梅所“戳穿”。他指出,“基督教实际上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后者(指异教神话和故事——笔者注)更忠实地秉承了秘索思的宗旨,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18]
    随着西方走入近代社会,逻格斯在西方文化中再次焕发生机,尤其是在18世纪以后,由于科学的蓬勃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张扬已经构成对基督教的严峻挑战,宗教秘索思被迫再次“变身”,但同时又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把自己的超验性和文学化的叙事方法悄然‘传授’给了许多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其影响的现代人,包括一些对宗教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无神论思想家。”[19]在揭示秘索思是如何仍然在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绵延不绝、暗流涌动这一事实时,陈中梅引用了伯尔基的一段极富“穿透力”的文字,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伯尔基写道:“基督教作为启示宗教从舞台中心退场,同时伴随着它的是将自己深层结构上的东西——其超越性视野的遗产——移交给其现代继承人。尽管表面上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在深层底部,这一本质信息依然继续运转;新的世俗用语仍然还有一个唯心主义内核。超越性视角的效验观念——馈赠的宇宙、客观的善与恶、提升的人类物种和高尚的共同体——事实上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强劲有力的坚持和宣称。”[20]陈中梅对伯尔基仍嫌朦胧的表述,一语道破。他指出,伯尔基所提到的基督教“自己深层结构上的东西”、“其超越性视野的遗产”、“这一本质信息”、以及新的世俗用语中的那个“唯心主义内核”等等,无非都是指秘索思。在此基础上,陈中梅进一步“揭露”出秘索思在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顽固”存在,以及它仍然在对现代人的生活发挥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他写道:“正如基督教曾一面高举‘反神话’的旗帜,一面却喋喋不休地宣讲有关耶和华与耶稣的神奇故事,近当代的一些西方思想家一面高喊着反基督教的口号,一面却随心所欲地传播着‘超验真理’、‘形而上体验’、‘存在的奥秘’和‘逻格斯的无上权威’等宗教气息浓厚的‘世俗’观念。”“秘索思既隐藏于《圣经》的诗性话语之中,也蛰伏在近当代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看似绵密严谨的论述之中”。[21]因此,秘索思并没有远离现代人的生活,相反,它仍然在以更加隐秘、更加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悄悄地发挥作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学术思想领域,许多貌似合乎理性的规划与表述中都可能会潜伏着秘索思的因子。显然,就西方文化来说,秘索思概念的丢失,并不意味着其在西方文化中实力和影响力的减弱。陈中梅对于秘索思这一元概念的“复原”,不仅仅是指出了秘索思的常在并且与逻格斯一起构筑起西方文化二元基质结构的事实,而且也是对于现代人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的困扰,并且在思想和行动中都已经完全做到了秉承理性精神的一种提示和警醒。
    在“复原”了秘索思这一元概念,并且揭示出这一基质成一直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基础上,陈中梅指出了西方文化基质结构二元存在的事实。他认为这种基质结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其在基质成分配置上的合理性,不仅使自此以后的西方文化在基质结构上具有了一种难以撼动的稳定与自足,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文化自身潜藏着强大的自我纠偏和自我调整能力。从这种基质结构的视角出发,陈中梅认为,自这种基本框架形成之后,便决定了此后西方文化品质构成的大致模样。基督教在后来的汇入只是扩充和加强了其固有的秘索思的力量;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冲击也无非是带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复兴,其本质上仍不过是本有的逻格斯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即使是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基督教的“失势”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其基质结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种种基督教替代论都无一例外地在现实面前一一破灭,证明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忽略了西方文化的基质形成史,低估了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基质层面上进行颠覆的难度。”[2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的发展轨迹并未是一元结构的直线式发展,而是钟摆式的,是在二元限定的双轨之间、在不断的激烈震荡与自我纠偏中前行。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以粗线条的方式,对秘索思作为基质成分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简单勾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文化两大基质成分之一,秘索思的重要作用远远不在于与逻格斯一起并驾齐驱地推动西方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在与逻格斯的竞争与互补的过程中,为西方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张力与活力。这两种基质成分相互渗透、你追我赶地推动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并且还会在某些历史条件下,通过相互制约、携手并进、达成相对的均衡,在西方人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推向迅速崛起的巅峰。
    此外,在上述对秘索思演变过程的梳理中,我们还发现,不仅逻格斯与秘索思这两种基质成分一直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相激相荡、此起彼伏,即使是在秘索思内部,在宗教秘索思与文学秘索思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发展现象。如果以秘索思的虚构程度和神秘性来衡量,宗教秘索思可能更能体现出秘索思的本真韵味,而文学秘索思则是从这种更为纯粹的秘索思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堕落”。从秘索思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远古神话可能带有较浓厚的宗教秘索思的气息,荷马史诗则标志着文学秘索思的崛起,中世纪基督教的扩张意味着宗教秘索思的反弹,而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文学又开始对宗教提出批评,文学秘索思又一次跃跃欲试,甚至试图替代宗教秘索思。[23]所以我们看到,秘索思内部也并非风平浪静,两类秘索思之间的斗争也一直在持续不断、相互争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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