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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迁移与英格兰的差异多元现实 地方不仅以记忆的承载者身份与英格兰性的历史维度相连，也影响和体现着英格兰性的现实维度。霍尔在论及族裔散居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时说：文化身份不仅是“是什么”的问题，也是“成为什么”的问题。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超越了地方、时间、历史和文化。文化身份有其来处，有其历史。但是，正像一切历史性的存在一样，他们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他们远远不是永远固定于本质主义的过去，而是受到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嬉戏”的影响。(Hall:225) 文化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属性，而是受到历史、文化、权力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建构的。英格兰乡村神话作为英格兰性的文化表征，在吸引移民来英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后帝国、全球化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不同族裔、地域、阶层的英格兰人的交融共处，英格兰乡村神话所表征的符合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趣味的同质化英格兰性逐渐改变，英格兰社会呈现差异多元的现实。以族裔为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出生在英国之外的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居民的13.4%(7500万)，1951年这个数字是4.3%(1900万)，而这个增长有一半是在2001年以后发生的；六十年来移民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增长的贡献接近半数(45%)。(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Webpage)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趋势在英格兰，尤其是大都市伦敦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种变化也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得以呈现。此前，因为作品人物多为英格兰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背景多位于英格兰城郊或偏僻的乡村，他曾被质疑“世界观狭隘保守，不愿接触女性主义议题和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现实”。(Craps:650)虽然在访谈中斯威夫特援引自己的创作理念为自己辩解，②在《英格兰与其他故事》这部新作中，他更加自觉地突破了这种限制，不同族裔、地域、阶层、性别和性取向、宗教信仰的英格兰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如：《卡明斯基夫人》、《拯救灵魂的恩典》肯定了以波兰裔和印度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英国二战中的贡献牺牲；《霍利和波利》讲述了一位爱尔兰移民、天主教徒在伦敦找到工作和同性真爱的故事；《英格兰》是两个来自不同族裔和地域的英格兰人相遇互助的故事。 其中《拯救灵魂的恩典》较为典型。它用一对父子、两代印度移民成为英格兰人的故事，凸显了英格兰作为一种权力_知识话语和记忆的载体在身份认同中的独特作用。“风景不再是一种专门的自然现象，而是一处被历史塑造的场所。我们对环绕着我们的风景的阅读总是结合着继承的记忆、确凿的信息、个人的以及民族的政治。”(怀特海德：58)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子民，二战期间，在很多印度青年为反对英国而战的时候，主人公兰吉特选择为英国而战，并来到英格兰乡村多塞特的一个军营： 实际上我爸爸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从小就崇拜英格兰的一切。他说英语，非常流利，不是意大利语。他身处英格兰乡村，在春天——茅草小屋、报春花、风铃草，他只从书上读到的一切。他甚至弄了辆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呼呼地骑。(87) 兰吉特的心理反映了英格兰乡村的文化感召力在他的民族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情感和记忆：他的战争和负伤经历，他奇迹般地保住性命和双腿，收获了英国姑娘罗斯的爱情，让他觉得“现在他的家在英格兰”。(91)二战后，印度独立，他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做出新的选择。如果说兰吉特仍然需要在英格兰人和印度人两种身份之间斗争和选择，那么兰吉特在英国出生的儿子谢医生则可以宣称：“我和你一样是英国人”了。(85)谢医生在成长中仍然要与族裔歧视做斗争，他一直用父亲的那些被截肢却露出灿烂笑容的白人战友的照片，鼓励自己积极面对人生中的“不利境地”，(89)终于成为一名心脏科医生和高级咨询师，并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的病人听。他想说明的是，族裔歧视不过是每个人生活中会遇到的许多困境中的一种，这从侧面反映了英格兰的差异多元现实。 斯威夫特这样概括他心目中当代英格兰的差异多元图景： 尽管物理乡土的一些特征还继续保留，毫无疑问英格兰这些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同质化和容易定义了。我的25个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它们都是“英格兰的片段”，但同样可以说它们都是不同的英格兰。我希望，它们诚实而不乏同情地反映出，英格兰是一个混合体——一些故事人物的根在英格兰之外：亚洲、加勒比海、塞浦路斯、波兰、爱尔兰。同时它们也反映出这一事实，英格兰面积虽小，本身却是多种多样的——汉普郡与约克郡不同，甚至对它自己也很陌生。(Swift:“Graham Swift on Englishnes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