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日差距的文章很多，其中论述精辟的亦不在少数。内山桑的《隔壁的中国人》虽是恒河沙数之一，但其所提“悟空与桃太郎”一说，可谓前无古人，在众多论述中脱颖而出，新颖独到。
    《西游记》《桃太郎》分别是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故事，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内山桑却从这两个故事中看出了中日两国民族性的区别。他认为，这两个故事在主线上是相同的，都是在讲一个人带着几个动物（请无视沙僧）去远方实现一个目标。但是，无论从细节到内涵，这两个故事都有着绝对不同的价值取向。
    首先，《西游记》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故事，整个路途先后经历了十多年，共九九八十一难；而《桃太郎》故事的进程则显得十分短促，进则攻，攻则胜，胜则凯旋而归。那么从小分别听这两个故事长大的中日两国人民，则会对时间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中国人能在唐僧师徒漫长的取经之路中悟得时间的力量、尊重时间的考验，这使得他们舍得花时间去处理事情，且能在或长或短的等待与考验中安然自若、优哉游哉；日本人却不同，他们看中的是结果，他们的目的只有迅速达成目的，因此，他们多是急性子，总在追求高效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关于这一点，内山桑在《舒适与效率》一篇中举了很好的一例。他发现，同样是坐人力车，日本人在意的是“能够更早到达目的地”；而中国人“除了追求快之外，更多是追求舒适度”。进一步而言，因了一副好性情，中国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过程带来的体验，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他们能圆融地化解吸收许多瑕疵；但是日本人则不行，他们眼中只有结果，且这一结果必须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是一种偏执的激进。
    其次，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将求经之处称为灵山宝境；而在《桃太郎》中，他们则将所去之地称为鬼之岛。从文化意义上讲，二者所去之地皆是外于本土文明之处，称“灵山宝境”者，是对域外文明的尊重与宽和；而称“鬼之岛”者，则是对异己者的贬低与仇视。唐僧一路西去则为习得异域宗教真谛，化解人间苦难，是和平的交往与文化的沟通；桃太郎去鬼之岛是去完成征伐与占领的，最后他带着金银财宝归来，这其中充满了军国主义的价值观，是对战争的歌颂。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文化自信力来解释。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很强的文化自信力，对外来文明常抱有比较开放宽和的心态，这是与经济、政治实力和政策不相匹配的（闭关锁国主要还是在政治、经济层面，且严格来说，科学、技术在中国并不能称为文化）。加之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此，在甲午战败之前，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地理意义上的国境观念的。他们所并秉持的是一种文化地缘观，意思是说服膺同一种文化的地方便是同一个国家，这种观念削弱了文化的壁垒和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征伐的可能性。因此唐僧虽身处大唐盛世、文化中心却依旧可以前往印度学习其佛教文化。而日本则不同，受岛国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对边界的认识根深蒂固，资源欠缺的限制又激发了他们对掠夺的渴望。所以，当你看到桃太郎满载着金银财宝、珊瑚锦缎凯旋而归时，你是否可以联想到侵华日军的模样？而内山桑在《补充三则》一篇中提到的，他希望对《桃太郎》的故事进行一些修改，希望“我们要教化鬼之岛，把它变成理想中的乐土”。这与所谓的“大东亚政策”是否又有一定的相同性？
    看内山桑讲隔壁的中国人，无论说好说坏，各位看官都不必着急上火、辩论抢白，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早已没有了圆融优游的特性，早已不是内山桑说得，他隔壁的中国人了。
    2015年0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