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和杨丽萍的《快递中国》敏锐而精准地捕捉到两个发展时段的背景：一个是1993年中国民营经济起步阶段，一个是21世纪新媒介语境下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期。中国当代史上这两个划时代的时间点决定了中国民间快递业的运命：前者催生了中国民间快递业的破土；后者则借助新媒介的力量，使草根阶层释放出巨大的生命活力，以锐不可当之势，与传统快递业形成良性有序竞争。中国快递业发展史上很多的秘密都隐藏在这里。新媒介不仅是一种载体，还是一种生产力，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关系。朱晓军凭借自己的历史敏感和现实敏感，对此作了精准的再现与剖析。
    同时，作品也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感。桐庐是中国快递业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桐庐的文化和历史，也反映出中国农民的文化变迁和历史变迁。桐庐县的聂腾飞、陈德军、赖梅松、喻渭蛟所书写的快递业小史，既是一种崭新的时代现场，又扎根地理文化岩层之中。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文化观念与今天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浙江精神，具有内在相通的历史逻辑。
    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文学样式，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在一般人的眼里，其“文学性”又被简单化地理解为文学手法，而没有视为文学自身的属性。文学性只是“文学手法”吗？报告文学的“核心”究竟是“新闻性”还是“文学性”？事实上，文学性的要义不是具体的手法和手段，而是文学所蕴含的文学理性和对于“人”的关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要把“人的命运”放在重要位置。朱晓军这部《快递中国》之所以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人的命运的观照而洋溢的人文关怀。赖梅松祖祖辈辈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初中时代的赖梅松在80多人的班级里名列第2名，中考时却以3.5分之差落榜。赖梅松不得不为了家庭生计而辍学，那无法交付的200元学费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赖梅松的经历，也是整个农民阶层命运的缩影。这群探索民间快递出路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都是在民间底层滚打摸爬中长大，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敢于挣脱现实束缚，为改变自身命运和农民命运而不懈努力。把赖梅松跟联邦公司创始人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做一个简单比较，作品的命运意识就更明显了。朱晓军在书中写道：“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有的人离罗马很远，有的人离罗马很近，还有的人生在了罗马。”如果说赖梅松的“中国梦”是从大山里酝酿的，那么，史密斯则是天空里的追梦人。他是一个疯狂的冒险家，1965年在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先知先觉地做出判断——未来计算机主导的商业物流必将取代传统物流——然后决断地创办航空快运。同样是胸怀梦想的年轻人，一个蛰伏贫瘠的大山，祖祖辈辈是农民；一个拥有良好的高等教育，出身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运输世家。这样一对比，则更凸显出命运的残酷与中国底层命运的坚韧。
    这些草根底层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草根文化”蓬勃葱郁的生命力。正是文化，这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的文化成就了“三通一达”。他们的成功不是由于高级精英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而只是源于朴素的生活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一步一步成为善于经营与管理的农民企业家。这种文化可以概括为“草根文化”。草根文化，既接续了传统文化中的“仁、 义、 礼、 智、 信”，体现了家族文化和宗族文化，同时也包含了底层天然形成的情义江湖、精诚互助等民间文化，书中的家庭伦理和孝心亲情读来令人动容，既彰显出传统美德的延续，又显示出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型塑。
    朱晓军这部《快递中国》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鲜明的文学理性。《快递中国》从快递团队的日常生活出发，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滚打摸爬，又深蕴着关于时代的宏大叙事，抵达了时代高度。日常生活的真切与感动，时代理性的议论与思考，紧密结合。作品以赖梅松、陈德军、聂腾飞、喻渭蛟等创办的中通、申通、圆通、韵达四家公司，设计了四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网状艺术结构有条不紊，既有栩栩如生的存在感、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感，又显示出历史腠理的发展走向。朱晓军正是凭借强大的文学理性，对快递中国这一现象进行了透视。他对于文学理性的追求，也是20世纪80年代全景式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在现时代的一次成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