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是那排村的一个生产队，那是我的故乡，现在成了我的笔名。只要别人轻轻地叫一声朱山坡，我首先想到的是故乡，然后才是自己。朱山坡现在与我浑然一体了，她就像老无所依的母亲，比我的影子还要亲密，我到了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让她与我风雨同路，相濡以沫。
    还未离开故乡之前，我曾在父亲退伍时带回来的一张破旧不堪的世界地图上反复寻找朱山坡，但连六靖镇也没找到，这种掺杂着无边失落的沮丧陪伴了我许多年，直到我离开故乡看到了世界的辽阔和强悍。朱山坡其实只是粤桂边上的一块弹丸之地，像贴在山坡上的一张以明清民居为背景的邮票，群山抱绕，竹树茂密，连房子也密密麻麻的，再也容不下别人插足进来。近十年来，镇上先后来过两次人口普查，前后数字相差不大，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刚出生，更多的人搬到城里去了，剩下的就四百来人，在这个地方，却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了。
    在还没有形成村庄之前我的祖上从广东搬迁到这里。在这里，再也不会有兵火的侵扰和异姓人的排斥了吧，他们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咸丰年间村子曾被兵匪洗劫一空；1944年秋日本人阴差阳错走错了路，误入朱山坡，抢走了三头猪，把因临产不敢逃跑的五婆吓得尿了裤子；最后一次应该是1948年国共在村北的对垒，流弹穿过厚厚的土墙打死了杭英家的一头牛。如果不是我们的祖上拼命生育，至今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姓氏上的少数民族。幸好，我们现在是大姓人家，在高州和并不遥远的茂名、湛江，还有许多我们宗族的人，多年前我们和异姓人曾因祠堂纠纷有过一次一触即发的对垒，来自五湖四海的龙姓人来到朱山坡，个个皆有壮士断臂的气概，那时我多么自豪，顾不上校长不准旷课的三令五申，在烈日下磨刀擦枪，随时准备着慷慨赴死。只不过，相比而言，现在的宗族观念已经十分淡薄，我们早已经学会与异姓人和谐共处，互相通婚，亲热地来来往往。
    村子在山坡上，沿坡而建，参差不齐，房子新旧相间，见缝插针。过去总是往山坡下建房，现在开始往山坡上转移，有的还搬到对面的山脚，甚至还有人把房子建到荒无人烟的松岗山上，过去那里常常闹鬼，多年前国共曾在那里短兵相接，死伤数十人，大地主庞四也是在那儿被枪毙并就地掩埋。山坡的背面原来是一片竹林，八十年代中期，从镇国营茶场辞职回来的对越自卫还击一级战斗英雄育堂曾把那里开辟为茶园，他以为自己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庄园主，他的茶叶会漂洋过海，或被供奉在钓鱼台国宾馆，因此和同样能吃苦耐劳的老婆日夜奋战，赶在夏天来临前把茶树苗种下，但并不成功，竹林根系太过发达，茶树无法立足，两年后被荒草和竹子完全覆盖，连茶树的影子也找不到。那边的风水一直说不好，向阴，不适合人居住，但是现在，屠户建新在那边建了一幢三层的豪华型楼房，虽然周边仍是荒郊野岭。
    朱山坡就一条通往外面的狭窄的泥路，路的尽头是高州。去镇上，我们要绕过一段很长的弯路。我们总希望有火车经过朱山坡，但直到三年前才有了一条坦直的二级公路从县城延伸到这里，依然一直往高州城跑去。
    那是五年前的春天，开始是几个测绘的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告诉朱山坡的老老少少，等到二级公路通车，你们走一趟县城比去高州城还快。但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去一趟高州城还快的城市。
    高州是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我们常常越过粤界往返于高州，却难得去一趟县城。县城是望不到尽头的天国，要到镇上去搭班车，不能当天返回，还要花掉一百斤香蕉的钱住旅社。更多的时候，是朱山坡人找不到去县城的理由。我们需要什么，高州城里都有；我们有什么东西，在高州城里都能卖掉。所有的一切高州城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然而，高州城毕竟是别人的县城，我们盼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去一趟自己的县城，特别是二级公路开始修建以后，我们都像进了洞房的男女，心情越来越迫切。带他们去一趟县城成了大人对孩子最奢侈却又最现实的承诺。我常常幻想一觉醒来已经坐在通往县城的高速公路的班车上。那辆班车是从朱山坡首发的，车上坐满了我们的乡亲，热热闹闹、温温和和的，没有陌生的人。
    这条断断续续修了五六年的公路一下子将朱山坡从闭塞推到了前沿，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天里见到的车辆超过了以前的总和。刚通车那些日子，连猪狗都无法适应，因为夜晚的车仿佛是呼啸着辗过它们的头颅，没有一个梦不支离破碎，没有一个人不辗转反侧。那段日子，龙洪海老人每晚都坐在自家的门口数车，每数一辆，便告诉床上瘫痪多年的老伴，老家伙，又一辆东风大卡车，不去县城，往高州，车上不载水泥，装满的是肉猪。那猪屎味呀，一路都是，正在吃饭的人骂骂咧咧的从屋子里走出来，往路那边吐口水。平日里，来来往往的车辆经常将村里的鸡呀、狗呀甚至牛碾死，也经常得到超值的补偿，后来有几个年轻人突发奇想，把自家的鸡扔到马路上，专门等车将其碾死，然后把车拦截，把司机从车上揪下来，狮子大开口，狠狠地勒索一笔，因屡试不爽，他们便以此为业，朱山坡很快便声名狼藉，过往的司机到此必小心翼翼。只是过了不久，他们便被公安局抓走了，至今仍在平南县监狱里。
    我一点也不喜欢台风，但每年总得见到两三次。即使不听天气预报，我们也知道台风要来。台风来前是有点迹象的，风是渐渐大起来的，有经验的老人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台风了。台风十分可怕，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一阵一阵的，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屋脊上的瓦片，窗户的玻璃……台风过后，残山剩水，残花败柳，满目疮痍。我们种庄稼的最大的愿望是，等庄稼收获后台风才来。因此，我们经常与台风赛跑，知道台风第二天要来了，村里的人便连夜收割庄稼，如果庄稼还没到收获时节，那只能望台风兴叹，求她轻一点，走得快一点。有一年，我家种了绵延十几亩的芭蕉树，已经果满枝头，再过一个月，高州贩子便来收购了，但是，台风来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让它毁于一夜台风。第二天，地里的芭蕉树横七竖八的，像被大象糟蹋过的瓷器店。遭此灾，我家背上了巨债，好几年翻不了身。
    与台风相比，冰雹更为可怕，台风摧毁不了的，冰雹可以。下冰雹就是从天上往下砸石头。1986年夏天的 一个下午，突然乌云密布，天空啪地暗下来，像黑夜一般。没有雷鸣和闪电。只是黑压压的乌云，比闪电可怕。村民正在地里种庄稼，有的在山上砍柴。有人警醒地喊：冰雹！要下冰雹了。孩子们四处逃窜，找一个结实安全的地方躲藏，有的钻进了床底，有的爬进了废弃的瓦窑洞，大人们来不及收拾工具，从地里逃回来。很多人才回到家门口，冰雹便密密麻麻、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了。那场冰雹大概下了十分钟，村里的损失异常惨重，几乎所有的房子屋顶上的瓦片全烂了，冰雹还把屋里的东西砸得支零破碎。这场冰雹经朱山坡带来的最大损伤并不是这些，而是严重砸伤了村里三个公认的最强壮的人。一个是打柴的汉成，一个是找牛的双荣，另一个是看守生产队果场的兴唐。汉成正在山上来不及跑；双荣的牛在山上走失了，他固执地要把它找回来；兴唐责任心太强，担心别人趁他离岗偷吃正在成熟的橙子，他没有跑，就戴一顶竹叶帽。他们都侥幸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暴雨而已。结果，一阵狂风过后，冰雹从天而降，他们躲闪不及，被砸得伤痕累累。后果是：汉成当场被砸死，双荣的头被砸成内伤，半年后转为脑瘤，不久便死了。兴唐受的伤最轻，但头部受损，得了老年痴呆症，从此吃饭也必须依靠他的老婆一口一口地喂，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未受冰雹袭击前，他以一人之力能杀死一头牛。
    最初的小学校是在龙氏祠堂，叫红朱岭小学。坐在自己宗祠里读书，比起其他姓氏的学生来说，我们更有优越感，像主人一样。但祠堂确实太小，环境很差，我们都希望搬到村小去。村小在较远的村公所旁边，直到我读到五年级，才有机会搬到那里。朱山坡没有重教的传统，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读书人，咸丰年间才出了一个秀才，直到1984年以后，朱山坡才出了三个大学生，头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读书并非很优秀，但他还是被推荐读高中，后来推荐上了大学。因此我们一般不以他为榜样，而是以另外两个靠高考上了大学的兄长为楷模。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寒假回来，他们都牛逼哄哄的，郑重地提着丰厚的礼物，结伴走访自己的老师，引来无数羡慕。在课堂上，老师们无数次提到他们的名字，连他们读小学时鸡毛蒜皮的杂事也反复提起。然而，朱山坡还是不很崇尚读书，八十年代后期，小学校里，开学那天，老师经常会突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询问在座的学生，才知道没来报到的学生都到了广东，她们后来寄回来的汇款单歪歪扭扭地写着家乡的地址和父母的名字，偶或寄回来语病丛生词不达意的信。每一张数额不菲的汇款单和每一封描绘外面精彩世界的信都给坐在课堂里的孩子们带来强烈震撼，即使是最严厉的老师也无法抑制他们内心的燥动。结果，除了镇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的教室里空荡荡的，令镇教育组焦虑不堪。教育组给教师下达死命令，每个教师必须说服三个流失生回校上课。可怜的教师们经常上门或亲自写信给已经到了广东的学生动员他们返校，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那时候，孩子们最烦的事就是碰到这些老师或收到他们的信。他们就是这样带着梦想和内疚奔赴广东的。现在，那一茬流失生现在都成了别人的父母，经历了好些世事以后他们都知道有时候知识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争相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孩子们也似乎觉悟，理想越来越远大，不愿早早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即使家长有意无间地怂恿，他们也头脑清醒，对家长的用意充满警惕：“无论如何，我也得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如果家长再敢拿让她们辍学打工开玩笑，她们会毫不客气地回敬：现在有了法律，我可以告你们！
    我记得小时候大人要开很多的会。白天干活干累了，晚上还要开会，开会缺席是要扣工分的，迟到了得公开检讨，多烦人啊。经常是，很多妇女来不及吃晚饭，便把饭带到晒场上，一边听会一边吃饭，有的妇人还得一边给小孩喂奶；经常是，会开到深夜，生产队长在台上读文件或报纸，台下鼾声如雷；经常是，会上为一点小事争得昏天地暗，甚至打骂起来，秀珍和玉娟曾经为一次出工是否迟到的事在会场上扭打在一起，把对方的衣服都扯破了，各自的瘦瘪的奶子露出来也不知道，至今仍引为笑谈。生产队的干部决定着粮食的分配，他们往往把最好的粮食归为己有，公开的事实是，社员的口粮往往是青黄不接，生产队干部却谷物满仓，今年吃的是前年的谷米。除了干部得好处外，记分员的生活也比普通社员好过，因为他（她）得的工分往往是最高的，别人怎么干也比不过他（她），工分薄在他（她）的手里，他（她）说了算。大伙都想当干部，即使是生产队的干部也趋之若鹜。如果能当上大队支书，那将是全家富贵了。朱山坡的荣瑞在我还没出生就当了大队支书，一直到我离开朱山坡，他还是支书。从1958年起，到他去世的1988年，他当了整整三十年的大队支书，给朱山坡带来的是利益和荣誉。由于支书是朱山坡村的，朝里有人腰板直，我们在大队的地位自然高人一等，说话也大声，似乎做什么、干什么，支书都在帮着我们。大队将有什么大举措，上面有什么新精神，朱山坡首先知道；上面来了什么政策，首先在朱山坡试行实施，如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就是在我们朱山坡率先推行，然后才在大队推广的。修水渠、筑水库，朱山坡的任务最轻松，农业学大寨朱山坡得到的好处最多。大队上报亩产4000斤，县里奖给大队的一台脱粒机，也归了朱山坡管理和使用，如果朱山坡不用，其它生产队要用也可以，得向大队打报告，经批准后得自己派几个强壮的人到我们这里抬回去，到时候还得抬回来。我经常看见外村人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把脱粒机抬回来的情景，心里觉得挺自豪的。若干年后，别村的人做了支书，朱山坡地位式微，风光不再。后来就是选举，出现好姓氏宗族之争，竞争异常剧烈，听说惊动了县里。结果是，朱山坡人多势众，村长又是我们的人选上了，我们的腰杆又直起来。但现在村长、支书之类没钱没权，早已失去当日的权威和地位，村民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村长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刚当村长时说话还脸红，当了一届，不想再当，要到广东赚钱，但大伙要面子，硬“逼”着他竞选。他又当了一届，镇里觉得他干得还不错，前两年让他当了支书，现在他的家还破破烂烂的，说明他实在捞不到几个钱。
    在电视机出现在朱山坡之前，最大的文化就是电影和戏班。大凡在农村生活过的，都体会过露天电影的热闹。周边哪个村将放电影，比谁将结婚的消息令人兴奋得多。一年到头，365个漫长的夜晚，只有看电影的夜晚最喜庆。露天电影之趣一天也说不完。除了电影之外，戏班的到来也使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开始是木偶戏、采茶戏，后来是真人秀的“人头戏”。“人头戏”戏班是从白马镇过来的，朱山坡没有几个人去过这个偏远的镇。班主是一个斯文的中年人，原来是做教师的，因为超生主动辞职，改作唱戏，班里基本都是他的徒弟。戏班女多男少，女的没有一个不漂亮，穿起戏服更是如花似玉，宛若天人。刚到朱山坡的时候，男青年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都成了她们服服帖帖的戏迷，连原来说话粗鲁的，都变得文质彬彬。我估计，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对这几个女戏子想入非非，32岁的光棍山海就是那时候疯的，见到女人就情不自禁，甚至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人们说是发花癫，戏班消失后好几年他的病才有好转。听说戏班在他们的白马镇并不吃香，但在我们的大队却成了抢手货，把戏员奉为上宾，对敲锣打鼓的老头也毕恭毕敬，生怕得罪了再也请不回头。请戏班确实不易，别的镇甚至高州也有人请戏班，一请就是唱完一本戏，也就是要一两个月，提前预约有时也要排队排上大半年，有时中间还有主顾出重金抢走戏班，那要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朱山坡人为了请来戏班常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亲朋好友攻关班主。记得有一年，垌蒙口村、大塘肚村、陂塘村、石窑村和朱山坡争请戏班，争得白热化，三方志在必得，令班主暗自得意却又左右为难，收拾了行装却不知到哪个村。朱山坡人毕竟聪明一点，派人到戏班落脚的地方把戏具“抢”回来，但另两个村知道我们的阴谋诡计，也派人去“抢”戏具。结果朱山坡的人先到，抢走了装满了戏服的两个箱子，陈村抢了锣鼓，高岭村抢了戏台的台柱……没有锣鼓我们用锑桶代替，没有台柱我们马上砍竹，一夜间便把戏台搭起来。他们只好服输。戏班在朱山坡唱戏的时间最长，费用都是大家捐助的，有钱出钱，没钱出物，外村好几次要请走戏班，却请不到，唱完了一本朱山坡人意犹未尽，或者就是为争口气，砸锅卖铁硬是把费用再凑足，把戏班留下。戏班在朱山坡连续停留的时间最长的达一年之久，中间只停唱了十多天，因为农忙，他们也得回家帮干活。戏班把朱山坡当成了衣食父母，与村民的关系异常融洽，有几个妇女认了戏班的男戏子为干儿子，多年后还来来往往。村里最漂亮的女青年嫁给了戏子，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女戏子嫁到朱山坡。在我的印象中，她们确实很好，人年轻漂亮，戏也唱得精彩。村里有几个痴迷于唱戏，经常缠着戏子拜师学艺，但他们天赋太差，学得不精，班主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平常也常让他们跑龙套。戏班走后，他们在放牛、打柴的时候经常拉开嗓子唱一曲薛刚反唐，山谷回荡，让人回味无穷。电视机出现后不久，“人头戏”便慢慢失去了市场，戏子们又经不住诱惑，纷纷弃戏奔赴深圳，不久，戏班便销声匿迹。十几年后，也就是半年前，在县城的公园里，我意外听到录像机正在播放久违了的“人头戏”，白话唱腔，声音高昂，或失声痛哭，或慷慨陈辞，或打情骂俏，听众的笑声和咳嗽也被录放出来，原汁原味，山野风情，一群老头老太太散落在录音机四周，闲情逸致，听得入迷。那是多年前的录音，肯定是薛刚反唐，要不就是薛仁贵征西，仿佛就是在朱山坡唱的，那笑声就是乡亲们发出的，特别亲切。
    我们说的是白话，而且是不让人听得易懂的那种。有一年，应该是1985年秋天吧，是农闲时节，一个高州人贩子从贵州带来了一个年轻且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就在大晒坪的屋檐下。先是说给德才做老婆，后来知道德才的钱被一个风水师骗光了，便改介绍给家树。家树是四十岁的光棍了，当然求之不得。笑话就从这里开始的，女人满口普通话，而家树一句也听不懂，更谈不上说了。高州人贩子故意要出他的洋相，不给他当同步翻译，先让他猜。女人问他结过婚没有，家树似懂非懂，说，我去过广州。女人又问，你家有多少存款？家树说他家有三头猪……经高州人贩子一翻译，围观的哄堂大笑。于是人们议论纷纷，如果娶了一个只讲普通话的女人做老婆，怎么生活呀，跟娶一个哑巴差不多吧。但家树不怕，只要能生育就成，花了三千元钱，把这个贵州女人买了下来。此后每天，我们一有空就听这个女人说话，大家经常为猜测女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大家都没有听懂。此后的几年里，朱山坡又娶回来了几个只会讲普通话的女人。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叽叽喳喳地说话，外人基本插不上嘴。但那时的朱山坡人并没有学会普通话，而是那些讲普通话的女人却学会了讲白话，尽管讲得很不地道。那时候，大队里放电影，经常得请一个会普通话的小学教师用高音喇叭给观众当翻译，把电影里的人物对话变成地地道道的土白话，观众才不会“误读”，才不会为电影里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争论不休。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观。外出的人多了，会讲普通话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但我们受广州白话的影响最大，到广东打工的男男女女回到朱山坡，不仅穿着变得时髦，连口音都变了，操着一口纯正的或不纯正的广州白话，甚至带着港台腔，听起来既新鲜又让人不舒服。
    朱山坡从不缺种田能手，但会经商者凤毛粼角。农业学大寨朱山坡是大队的第一名，经验出在我们朱山坡，但别的村早有人到外面跑野马做生意了，暗流涌动，朱山坡却不为所动，是不敢，更是不屑。朱山坡在本地做生意的很少，连做豆腐的也没有，出了几个杀猪的也是后来的事情。担货郎瑞祥是朱山坡唯一的商人。多年前，他挑着杂货到村上兜售，顺便收购鸡毛鸭毛鸡肾皮牙膏壳烂锅底破胶鞋，大多是以货易货，既方便了村民，也养活了自己的五个孩子。与后来来朱山坡做大笔生意的高州人相比，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除了厚道和勤苦再外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生意做了二十多年了吧，一直做不大，只是把自己狭窄的房子变成了老鼠蟑螂横行的杂货铺，有一次他的小女儿不慎失火，将杂货铺的仓储付之一炬，元气大伤，很久也翻不了身，现在他的杂货铺还开，生意还在做，规模还是那样小，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好在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偶尔从广东寄回一些金额不大的汇票，使得生活不算难堪。印象深刻的是广东来的贩子。1983年，一个外号叫高州瘦鸡的广东人第一次到村里来，引人注目的是他又黑又粗的大脚上穿的皮凉鞋和浅黄色的丝袜，那时村里还很少有人在大热天穿鞋，这是人们最早从他身上看到的并由他带到这里的广东流行风尚。瘦鸡说话的时候喜欢把脚摆到引人注目的地方，故意露出人们从未见过的丝袜，炫耀与众不同的广东式阔气。有时瘦鸡忍受不住酷热的折磨，就赶紧脱去丝袜跑到米河里洗脚，用粗糙的鹅卵石狠狠地涮他的脚底，脚底的皮屑如芭蕉树皮一样纷纷脱落。婆娘们说瘦鸡的“香港脚”把米河都洗臭了，毒死了一河鱼，连草也枯萎了。但他能把广东吹得天花乱坠、遍地黄金。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在围着听瘦鸡吹牛。校长阿富是唯一保持了有限清醒的人，但他血淋淋的教鞭无法平抑课堂里与广东有关的窃窃私语。他质问瘦鸡说，既然广东撒豆成兵、滴水成金，你为什么到我们村来做个小贩？瘦鸡说，我这是来赚你们的钱，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能把你们吃不完和舍不得吃的东西变成白花花的银子，然后把一块银子拿到这里变成两块。高州瘦鸡和后来越来越多的广东商贩确实如其所说的能点石成金，把我们地里种的东西拉走，变成白花花的银子。因此，他们叫我们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那时候，朱山坡种出来的东西都能换成钞票，广东贩子发财了，朱山坡很多人也致富了。但我们知道，每一次广东人赚的都是大头。也有人不服广东人，凭借从广东人身上学到的一点窍门，自己搞贩运，结果赔得一塌糊涂、血本无归。朱山坡的经济与广东人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对广东人爱恨交加。我们恨广东人经常压我们的价，还对东西百般挑剔；最欣赏的一条是，广东人从不打白条，从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一段时间，朱山坡的集体果园、林场和水坝都被广东人承包了，但由于管理不善，大多是亏了本。现在，朱山坡人历史性地告别了种田，因为所有的耕地都被广东人租下，把朱山坡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芭蕉园，十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摇身一变成了雇工，为芭蕉园除草施肥，每月工钱五百元，他们说，比种田好多了，甚至比去广东打工划算。
    那时候朱山坡人离开家乡的方式主要是进厂。那时的厂还是国营，进厂做临时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得靠关系，哪家有谁进城入厂，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意味着洗脚上田，意味着从此过上了城里的生活，将来转了正，有了非农户口，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不再是朱山坡人了。村里先后有两三个进了水泥厂，扛水泥包，后来也有进陶瓷厂推木头车的，回来省亲时的派头很不一样，光辉是第一个穿着皮鞋和丝袜、卷起裤脚在田埂上来回走动的人，他不干农活了，对田里的老婆指手划脚，跟干部似的。他要去上班了，老婆又得放下手中的农活回家给他做好饭，让他吃饱，到镇上赶班车。他不断吆喝着老婆动作要快点，赶不上班车今晚就到不了县城，明早就不能按时上班。他大声说话，故意让会村的人都听见。老婆向他要钱买肥料，他皱起眉，好半天才摸出几张角币钱：“工资，买皮鞋了”。引来一片嘘声。后来，阿祥、朝广到了柳州，一个养猪，一个养鱼，虽没发财，日子却比在家好过多了，都娶上了柳州的女子做老婆，一时成了村里的楷模。少男少女们涌向广东是1986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过了十五岁的几乎全挤上了开往深圳、广州、东莞的长途班车，谁也拦不住。此后，留守在村里的妇女们天天在谈论自己的孩子，进了哪个厂，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她们炫耀着孩子们寄回来的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到村公所盖章，然后跑到镇上取钱。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收到汇款单了，她们便骂骂咧咧的，很不满意。过年时候，朱山坡便变成了时装表演的舞台，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服饰令人眼花缭乱，女儿袒胸露背、披金戴银，让没见过世面的母亲们大为震惊，琼珍甚至和几个打扮时髦的女儿扭打起来，她要女儿们脱掉正在流行的超短裙和看得见红色纹胸超薄型衬衫。“打扮得像鸡婆！”她痛心疾首地说，觉得女儿们给她蒙羞了。现在，朱山坡就业已经多样化，虽然还是以广东打工或做生意为主，但云南、贵州、浙江等地都有我们村里的人在那里承包工程，或者推销兽药，或者杀猪、卖烧鸭，有人在广州、深圳制造假洗发水、假牙膏发了大财，引起了震动，人们有了更大的“豁出去”的冲动和气魄。留守的人越来越少，留守的妇孺和老人也不种田了，对种田感到了厌倦，况且种田不划算，干脆游手好闲，像闲云野鹤一样，等待外出捞钱的亲人把钱寄回来。
    不用登高望远，站在朱山坡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得见高州吊龟寨山顶上有一座高高的城堡。城堡四四方方的，像一樽青铜古鼎，威严、雄壮、坚不可摧。小时候，我觉得最神秘的就是那些建在山顶的城堡，我以为那是传说中的土匪窝，事实刚好相反，老人说那是防兵匪的，土匪来了，村民便逃到山上的城堡里躲避。城堡里很宽敞，能容得下三四百的村民，易守难攻，一般的土匪无法攻破。在茶山，有一座比这更大更高的城堡，平时云遮雾罩，像是天堂里的宫殿。在一条猎狗的陪同下，我曾穿过茂密的茶树林，爬过险要的岩石，越过成片成片的荆棘林，战战兢兢地爬上一座城堡上去。那座城堡保存得很好，厚厚的石墙爬满了青藤，石墙上的炮眼还熠熠闪亮。但城堡里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除了灌木和杂草，也有一些牛粪和鸟毛。在人烟罕见的茶山，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城堡一座一座的，经过无数风雨、雷电和沧桑，像穿过历史风尘的王者，威武、孤独、凛然不可侵。
    民兵打靶训练的时候，孩子们喜欢躲在他们的背后，等他们的枪响后，我们一窝蜂地涌上去捡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还滚烫的子弹壳，有的所子弹壳穿在钥匙串上，听说能避邪。没有几个民兵的枪法是很准的，经常脱靶，有的打了一堆子弹壳，靶子还是完好无损。因此我们经常取笑他们“有眼无珠”。我们总想用一下民兵们手中枪，证明我们并不比他们差，但他们决不会让我们碰一下，经常吓唬我们说，枪会认人，如果不是它的主人，你碰它后果很严重，枪能自动杀人。在打靶开始前，他们要用高音喇叭呼喊，让打靶场附近的人畜马上离开，否则后果自负。他们甚至说，打靶场山后的人也要离开，子弹穿透力很大，隔山也能打死牛。那时候，我们竟对这些三八式步枪的威力深信不疑，以至明知没有子弹也不敢摸它一下。那时候当兵是最诱人的选择，一旦当上了兵，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名誉、爱情、事业随之而来。兵员一般从民兵里产生，因此当上民兵也不简单。朱山坡的育才当了三年民兵，但每次招兵都轮不到他，他十分气愤，竟把枪私藏起来，威胁说要怎样怎样，把大队干部吓坏了。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总要慰问军烈属，学校主要是组织学生打柴送给军烈属。朱山坡有一户烈属，每年到了这一天，地坪上的柴草便会堆积如山，够他们用上一年半载。慰问他们的时候，我们不敢问他们当兵的儿子是怎么牺牲的，有一次，烈士的父亲告诉我们，他儿子是在海南当兵，一次拉练遇上台风，被风卷起抛到海里淹死了。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英雄，失望地追问，不是打仗牺牲的？他说，不是。
    朱山坡的治安似乎一直不是很好，总有偷鸡摸狗的人做着偷鸡摸狗的事。早在解放前便有人做过土匪，打家劫舍。生产队的时候，经常有人凿开集体仓库的后墙偷走粮食，也有被抓获的，振明就是偷了生产队一担谷，被判了三年。当然，也有监守自盗的，要不，守集体仓库的志强、汉英那年时候哪有吃不完的粮食？刚刚通电到村里的时候，经常停电，有时是电力供应问题，有时是电线被盗。朱山坡就有人盗窃过电线，派出所没有抓着。村里有人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但经常停电，怎么办，他竟到镇上偷了一个汽车电瓶回来放电视，几天后便被抓了，罚款五百，拘留十五天。大案没有。但小偷小摸也闹得鸡犬不宁的。明秀的儿子是个惯偷，十一二岁便疯狂盗窃，开始是在外面作案，后来吃起窝边草，几乎每家每户都被他光顾过，有几次，别人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熟鸡，就等着过年的，却被他偷卖掉了。派出所抓了他几次，最长关了一个月，很快便放了。近几年来，赌博风盛，治安更是日益恶化，滋生了带有黑势力性质的团伙，他们以势压人，横行乡里，甚至混迹广州、深圳等，成为烂仔。而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这些小青年常常穿着脏兮兮的开裆裤，或干脆光着屁股、吊着长长的鼻涕围着我团团转，想从我的手里得到一些瓜子、糖果什么的，其状可爱。
    童年时代，我从没发现我家的粮仓有余粮的时候，经常青黄不接。其实村里大部份人家的孩子都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妇女们经常被镇调到另一个镇摘禾叶（水稻制种的一道工序），除了每天有10分工分外，中午还得到一大碗米饭，而且还有几只炸豆腐，妇女们往往舍不得吃这一碗来之不易的米饭，而是忍住饥饿，把饭小心包好，到了晚上带回朱山坡给孩子们享用。 哪家领养有队里的牛的，经常能分到一些质量很差的小红薯，那是喂牛的，只能煮烂喂牛，但孩子们经常偷偷地从烫滚的潲桶里捞一些红薯充饥。有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被队里的组长发现了，被告了状，结果母亲被扣了三分工分，得不偿失。分田到户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但1988年突然遭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饥饿。那年夏天，我家的粮仓已经空荡荡的，连老鼠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一家人喝了好几天稀粥，还没爬上山坡弟弟们便暗地里叫饿。其实我比谁都饿，只是不敢叫出来。本来我们不应窘迫到这个地步，但去年晚造无处不在的福寿螺把水稻啃光了，这年春天稻田里发生了一场来历不明的病虫害，农业站还来不及找到合适的农药，村里的水稻便连片枯萎了，取而代之的是旺盛的像蒜苗一样的杂草，贪婪地消耗着田里剩余的养分。这种病能传染，附近的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禾苗枯萎地里。到了稻熟时节，人们手执镰刀站在田埂上怨声载道，还得为缴纳政府的公购粮而苦恼。因此，这个夏天是我听到的最多诅咒和叹息的一个夏天。接踵而至的便是饥饿，村里的每家每户都把粮仓的粮食看得比钱袋子还重要，谁也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口粮借给别人。老人们更是想到了50、60年代的大饥荒，他们甚至坚信每隔多少年便要出现一次饥荒，像瘟疫的出现一样，这是轮回，是自然规律，是上天的安排，是天灾人祸，是躲不过去的劫难。饥荒是一把杀人刀，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得易子而食。由于老人们的危言耸听，人们内心便有了隐隐约约的惊慌，从每餐做干饭改为稀饭，稀饭再加多一点的水，或掺杂些红薯青菜，总之尽量节省一些米，那些猪、狗、鸡越来越难吃到米，日渐消瘦了。作为农民，我们村里只有卖米，没有谁从市场上买过米回来。在我们眼里，买米是丢人的事，意味着懒惰、无能、傻逼、窝囊废，连田都种不好！况且，钱本来就缺得紧，除了人情往来、上学、治病，从来就没有买米的预算和盈余。遇到青黄不接，饿得不成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关系好的信得过的人借米。即使是借米，也是在夜里悄悄进行的，双方都不会声张，如果债主多嘴泄露了谁借了她家的米，肯定会引发一场争吵，借米的人会马上把米退还给她，从此反目成仇，饿死也不会再借她一粒子米。过了几年温饱日子，人们的肚皮挨受不了太大的饥饿，特别是小孩子，吃不饱便不愿放下碗筷。父亲到外婆家借米，外婆把米桶里的米全部倒进了父亲的袋子，只够我们吃了一个星期。村里有人踌躇满志地到高州乡下的亲戚借米，结果挑回来的只是一小袋红薯。当大家都发觉没有米可借时，终于放下架子，开始是偷偷摸摸，后来是光明正大地从镇上买些米回来给老人孩子们充饥。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从镇上传来了米价不断上扬的消息，甚至一天之内变动多次。在供销社上班的龙开来晚上回来首先告诉人们的是，米价比中午又上涨了两毛，粮所的碾米机日夜不停地碾米，还加强了警戒，怕被偷抢，但粮所的米大部分是运往城市供不种田的人吃的，我们买不到。那些抓着不多的钞票还在等待观望的人慢慢坐不住了，因为早上还能买一百斤米的钱到了下午只能买八十斤了。“米价像产妇的奶子——胀（涨）得要紧。”男人们说。其实不止米价，其它商品的价格也迎风飘扬，一路飚升。为了节约，母亲洗干净擦台布重新作洗脸巾用，父亲刷牙不用牙膏了，村里的妇女甚至不敢奢用卫生巾而翻箱倒柜找出弃用多年的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的卫生带……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时期，直到第二年水稻获得了丰收，情况才有了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