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典型的如：希腊人在祭祀酒神的庆典中发现了悲剧，意大利人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下创造了歌剧，俄罗斯人在浪漫主义的轨道上发展了芭蕾。600多年前的中国人，在如诗如画的烟雨小巷，度出一曲昆山腔……
    水墨的江南，水磨的调
    元末明初，姑苏城内的千灯古镇。戏曲家顾坚，自号风月散人，即生于此。据《南词引正》载，其“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顾坚遂被称为“昆曲鼻祖”。如今的千灯古镇，有一座三进两楼的古宅院坐落于棋盘街之上，楼上为昆曲物品展览，楼下厅堂有小舞台，可一边喝茶，一边听曲，是为顾坚纪念馆。
    昆曲起于顾坚，兴于魏良辅。魏良辅，号此斋，新建（今江西南昌）人，世称其“曲圣”，因致仕而流寓于江南，居住在太仓南码头一带。魏良辅熟悉音律，偏爱昆山腔，又在当地驻军中结识了许多同道，一起搜集、整理各地民歌、小调。有明一代，历经金、元，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也得以融入进来。在此基础上，魏良辅等人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声腔以及各地民歌的某些特点，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将南北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委婉清丽的新唱腔。这种唱腔，明代沈宠绥《度曲须知》记曰：“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因此又被称为“水磨腔”或“水磨调”。它以清唱的形式出现，迤逦悠远，就像江南人的水磨竹器、水磨年糕一样细腻软糯，柔情似水。
    自此以后，昆曲便成为江南一带百姓生活中极为流行的戏曲唱腔。显贵之家若有喜事，便请堂名班（即淸音班）来家中唱堂会。班主将堂名唱台拆卸后用担子挑到主人家，再将它安装在客厅里，称为堂名担。演出时，六七人三面围坐在堂名担里的长桌边，吹拉弹奏，清唱昆曲。
    如花的美眷，如水的闲
    “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梁郎，即梁辰鱼，江苏昆山人，昆曲发展史上又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梁辰鱼善唱，曾经得到过魏良辅的传授，但他最大的功绩还是写出了传奇剧本《浣纱记》。《浣纱记》取材于春秋时代吴越兴亡的故事，演绎了范蠡和西施的凄美爱情故事。《浣纱记》的出现，将本以清唱为主的昆山腔推上了舞台，开始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自此，昆曲由清曲转为剧曲，很多文人开始创作传奇剧本。
    公元16世纪后期是世界戏剧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此时的英国诞生了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而在中国，汤显祖也将昆曲推向了高潮。汤显祖，号清远道人，满腹经纶却失意仕途，49岁辞官归乡，倾一腔热情于曲词之中，写出了至情至美的《牡丹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喊出了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时代呼声。这恰恰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之一。远方不远，天下大同。
    明代万历年间，昆曲开始以苏州为中心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随后，昆曲进入宫廷，成为御用剧种之一。清代康熙年间，昆曲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洪昇、孔尚任相继写就《长生殿》和《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使得昆曲成为士大夫内心深处对于社会人生感悟的真实写照。
    在浮云般的功名之外，文人在昆曲里展示了自己的才学，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闲适。所以，昆曲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剧种，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和唐诗宋词一样，成为文人审美的品格。明清文人如流水朝宗般地投入到昆曲的创作中，将自我的审美投注于日常生活之上，用烟波画船、舞榭歌台、羌笛弦管、衣香鬓影构筑起艺术的乌托邦。
    深耽的士绅，深院的伶
    在人们对昆曲近乎痴狂的时光里，一些家境富庶的士绅商贾纷纷蓄养家班，以至成了上流社会的一种风气。清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由家班演出全本《长生殿》，让已然遭受仕途变故的洪昇居上座。洪昇看完演出之后行舟返家，经乌镇酒后堕水而死。若干年后，曹寅之孙曹雪芹写成《红楼梦》，其中贾府梨香院里又豢养了12位苏州女伶，排演昆曲。
    家班之外，民间也有职业昆班，分“坐城班”和“江湖班”。“坐城班”在城里演出，有比较固定的表演场所，观众需买票进场。“江湖班”则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主要面向乡镇的百姓，戏路较广。
    清雍正年间，为了匡正吏治，开始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于是民间职业戏班更为兴盛，戏馆和戏园也逐渐增多。与普通市民生活的贴近和对消费需求的适应，促使昆曲表演出现了新的形式——折子戏。折子戏一般是一场或几场组成的、别具特色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小戏。折子戏的出现，是在传奇剧本创作的颓迹之下，昆曲向着表演艺术深化发展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昆曲的行当逐渐发展成为在“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之下又细分的二十小行，称作“二十家门”。
    然而，昆曲表演艺术的改变未能帮助其摆脱一个艺术形式发展到鼎盛之后的颓败之势。恰逢此时，战争的硝烟又起，文化的争执也至。在一个时局和思想都极为动荡的年代里，人们再也不易静心去品磨一段时光。
    园里的幽兰，园外的天
    宋代，在苏州桃花坞的东北角，有一片桑树林，据说是西汉时张姓长史“植桑之地”。北宋熙宁年间，有人在此构筑了一座园林，借《孟子》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意思，取名“五亩园”。明代中后期，名士唐寅曾在桃花坞置园。清代光绪年间，苏州第一个民间灯谜社团也在五亩园举办活动。在这片本就诗情画意的土地上，代表江南诗性文化的昆曲得以口传心授、血脉相承。
    20世纪初，在昆曲已然没入深谷的境地，苏州人又担当起传承的重任。对于昆曲有着一腔热情的张紫东、贝晋眉和徐镜清3人在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之下，于五亩园成立昆剧传习所。传习所聘请清末苏州四大坐城班之一“全福班”的名角为师，招收数十名优童，以“传”字取艺名，寄予薪火相传的厚望，通称传字辈。传字辈艺人要学习文化、乐器和表演，初不分行当，过后再由师父根据各自特点确定。就这样，当后起的戏曲艺术在江南叱咤风云之时，源出于此、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只留下了不到百位的师徒艺人，在白墙黑瓦的园中，继续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沿袭着一脉香火。
    20世纪50年代，以传字辈艺人挑梁的浙江昆剧团编排演出《十五贯》，成就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神话。然而，一丝微芒未经放光便又在动荡中暗淡了方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开始冲击内陆，昆曲表演的舞台愈发狭窄，黯然的艺人纷纷转行。有坚守者，凭着骨子里承继于昆曲原初的清冷与傲然，在一方小天地里或是孤芳自赏，或是三五作伴。之于这些人，昆曲更像是一种信仰。
    园内开花，园外飘香。在昆曲又逢困顿的年代，它却在海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20世纪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在《牡丹亭》诞生400年的日子里邀约上海昆剧团进行排演。虽然这次实验性的改革演出引起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昆曲又开始为人所重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我国申报的昆曲全票通过。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成为受世界瞩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意味着它的古老与经典，也暗示着适于它存活的土壤已然改变，它极有可能就此枯萎与凋零。于是，政府、民间等多种力量更加积极行动，抢救传统剧目、建构传承机制、培养受众队伍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有条不紊地施行。
    同时，视昆曲为信仰的人也再次站了出来，这其中便包括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白先勇。白先勇，自诩为昆曲义工，他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昆曲的传教人，一直要说到你相信、你喜欢为止。”青春版《牡丹亭》由白先勇参与剧本修改，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俞玖林和沈丰英分饰柳梦梅及杜丽娘，邀请传字辈老师傅亲手调教的“巾生魁首”汪世瑜和“旦角祭酒”张继青亲自指导，将传统戏曲与现代舞台相结合，得到了青年观众的广泛热爱，走出了一条昆曲创新的实践之路。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