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联主办，安徽省作协承办的第一届安徽当代原创文学作品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风》与许春樵中篇小说《麦子熟了》进行了专题研讨。《麦子熟了》和《大风》曾荣列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25部上榜作品。本期摘登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文学的梦想
    □徐贵祥（中国作协副主席）
    《麦子熟了》这部作品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关注底层，书写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用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来表达我的文学观，人类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就是文学，火柴点燃的光焰，就是文学作品，光焰里出现的老祖母和香喷喷的烤鹅，就是文学的梦想，刹那光明，慰藉人类的心灵。许春樵的《麦子熟了》，从技术层面讲，相当成熟，有章法，许春樵对打工生活的深入探幽、人物素材的取舍、时空结构的合理布局，使得小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二是以人为本，探视人性深处的明与暗。我看好《麦子熟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喜欢作品里的人物，尤其是麦叶和耿田。耿田是生活在民间的底层英雄，如果没有了耿田这样的人，民间只有王瘸子这样的人，底层社会就会依然黑暗。麦叶这个人物也很可信。作者为了发掘这个人物的内心变化，设计了一系列场景。
    三是直面问题，为中国社会底层把脉问药。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认为小说可以救国，“欲兴政治，必兴小说，欲兴经济，必兴小说……”继而被鲁迅发展，要想打造健康的民族精神，“首推文艺”，小说的地位从此跻身文学的首席。 《麦子熟了》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携带的思想内涵是巨大的，它揭示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无声胜有声
    □王达敏（安徽大学教授）
    李凤群出妙招，其小说《大风》另辟蹊径,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这在写“土改”的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
    不写“土改”过程却写地主梅先声的自救，李凤群为“土改”小说或“土改”叙事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不过，这远不是《大风》的全部，它仅仅是一个开头，小说所写的是梅先声改名为张长工后，张家四代人半个世纪动荡沉浮的历史。历史限于描述，这不是小说的首选。 《大风》描述张家的历史，意在表现什么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多声部叙述有多种表达，多种表达便会产生多重意义，意义的多指向带来的是作品的意蕴呈现出丰富性。于是，有人说《大风》的主题是寻祖。因为寻祖，“他们四代其实都漂浮着，他们内心何尝不渴望有个根基扎实的定海神针”；有人评价《大风》是关于“活着”的哲学,毎一代人都在回答和寻找活着的意义，这再现了几代人的心灵奔突，有一种偏执宣泄的快感，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有相合之处，都是中国人心灵（词源意义上）的“百年孤独”；有人称赞《大风》：“这是一部全部用说话给缄默人群立言的长篇，这是一首为卑微生命立传的史诗”。
    悲悯情怀与社会担当
    □赵 凯（安徽大学教授）
    许春樵的中篇小说《麦子熟了》，是一部充满了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与社会担当的当代文学叙事。
    与同样表现当代社会底层群体的小说《男人立正》《找人》等作品相比，《麦子熟了》对当代小说叙事的悲剧性审美指向更加自觉而明确。一位优秀作家的现实担当与精神负重，就是表现在心系人民群众，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文学艺术所应有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也往往是在对忧伤与苦难的深刻表现中完成的。
    对商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无一例外地成为当代作家基本的审美理念与创作意向。商品大潮所带来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内心的冲突与忧伤”，自然而然成为小说人物命运沉浮的现实背景。小说的结局依然是沉甸甸的，当然，作家还是为读者呈现出这样充满生机的画面：绿色的麦田向前铺陈，成群结队的燕子在阳光下飞舞……新生活的希望正在向麦叶们招手。
    《麦子熟了》的文学语境，是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当代复归相联系的，其文本实践自觉表现出对诸如零度情感、悬置判断与解构个性等非理性小说理念的置疑与甄别。这充分表现在作家对麦叶们生存状态的忧患与悲悯，表现在麦叶们“个体性的忧伤”背后所潜伏的“集体性的焦虑感”。
    寓意深刻的象征
    □沈天鸿（安徽作协副主席）
    许春樵的新作中篇小说《麦子熟了》，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小说面目出现的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外表遮蔽着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藏在现实主义的里面。由此，它并不只是说了一些打工者因为相遇而发生的一个“世相”故事，即使加上“人性”，也仍然不够。因为“世相”“人性”也仍然可以完全属于现实主义小说，不能自动转化成现代主义小说。所以，《麦子熟了》的表层结构虽然忠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塑造了典型环境中栩栩如生的典型性格与人物形象，但同时许春樵又悄悄将它们，即故事、典型性格与人物形象都符号化了，成为意象，再进一步变成了寓意深刻的象征——简单地说，将作品涉及到的形象都符号化是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因为只有在既使形象饱满、鲜活的同时又使它们符号化，才能使其成为象征性意象，进而使作品成为一个总体象征，获得由文本表层生发，但超越文本表层含义的意义。
    对底层叙述品格的提升
    □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五四以来的问题小说，一直想借助于社会问题的表现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是思想的范畴，也是社会学的范畴。它是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融入社会中心的一种方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底层叙述，一开始也是醉心于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现象式描述，这使得作家因为深度卷入社会而缺少超越性的审美净化，导致其文学纪实性有余而审美性不足。
    许春樵的小说《麦子熟了》告诉我们，文学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其现实事象，而且要将其作为艺术来对待。它要在小说中有关于人物命运的、关于情节结构的、关于叙述的，并高于事象的艺术的设计。通过叙述去完成一次精神和人性的敬畏之旅。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够成为生命之学，也才能真正成为文学。
    《麦子熟了》同时也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关怀叙述，从一般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叙述提升为对社会情感的深刻的反省。思想不是文学的本职，但是，小说中所体现的思想洞见，一定较之于纯粹思辨的思想理论，更加具有思想的震撼力。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作家及其同呼吸共命运的主人公的共同体验，更因为它那出于一般习惯思维之外的深刻照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底层叙述超越现象描述，而进入更加深刻的思想领域，获得审美的深刻性。
    臻于成熟的小说艺术
    □汪 杨（安徽大学副教授）
    在当下活跃的小说家中，许春樵一向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健全的知识结构和丰沛的表达激情而著称。在我看来，这当中更隐含了许春樵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虔诚和热爱——他把小说作为艺术品来锻造，为之深思熟虑，并且精心雕琢。
    《麦子熟了》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人物命运令人唏嘘。这部在艺术上的成熟之作，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其一，十多年前，底层文学的潮流就已兴起，涌现出像曹征路、陈应松、胡学文等一批重要作家。 《麦子熟了》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们与底层文学以及更早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差异何在？其二，近年兴起的“非虚构”成为文学与现实“短兵相接”最好的一种形式，成为阅读与写作的重要趋势，并且出现了像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样的优秀之作。它们正在抢占小说创作的地盘。在它们的挤压下，传统小说的艺术空间应该向何处开拓？其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传媒发达的时代，作为文学的小说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如何让自己与新闻、社会报道区别开来？尤其，当光怪陆离的现实反戈一击，胜过作家的想象、“比小说还要精彩”之时，小说家又该如何捍卫小说这门古老的手艺？
    优秀的小说家从来不会忘掉他周遭的现实，并以个人的体验将人类共同的经验传达出来。我相信，像许春樵这样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独特的文体意识，尤其是先锋的探索精神的小说家，在《麦子熟了》之后，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饱含情怀的优秀作品
    □王春林（山西大学教授）
    首先，关于许春樵的中篇小说《麦子熟了》。以小说的形式及时地捕捉表现打工者的性问题，以及随之伴生的各种情感乱象问题，固然是许春樵《麦子熟了》的思想主旨所在，但小说的深层内涵却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相比较而言，小说更深一个层次的思想含蕴，乃表现为对于底层人群人性尊严的发现与书写上。所谓底层人群的人性尊严，突出地体现在麦叶与老耿之间的情感关系上。他们俩之间尽管互有强烈的好感，甚至干脆说已经生成了浓烈的爱情，但却并没有像麦穗她们那样去蝇营狗苟，去随意“闲扯”，这种带有脱俗色彩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性尊严的一种坚持与守护。
    其次，关于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风》。
    在人物以各自口吻展开的叙事过程中，曾经屡次提到过“大风”这一意象。细节描写，正是在强化着“大风”这个小说标题。倘若我们把这些描写与故事文本紧密结合，那么，自然不难体会到小说命名的一种象征性意味。说到底，“大风”所象征隐喻的，也正是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
    一部民族精神文化史
    □章德宁（原《北京文学》主编）
    我是《大风》的责任编辑。 2015年末，经人介绍，作者李凤群传来了她的长篇小说《大风》。在那之前，我对她几乎毫无了解。读《大风》花了几天时间。读完最后一个字是在深夜，我忍不住兴奋的心情，当即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第一印象：“这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个人史、家族史，更是一部民族史、社会史，也是几代人的心灵史、精神史、文化史，内涵非常深厚，意蕴无穷……这是能让我久久回味、很不平静的小说。”
    《大风》的写作手法，既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现代主义，而是二者比较好的融合。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观照、对农民命运的深切思考，使这部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品质，而复调的、多声部交响的结构方式，以及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又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先锋文学的气质。批判现实主义的灵魂，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使这部小说拥有了深刻的内核和更大的外延。 《大风》用现实主义的还原式精准描摹、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世界性的精神（恐惧）母题、中国式的乡土生活，将自己放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具有了存留后世的经典意义。
    回归朴素的现实主义
    □刘 汀（《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
    我是《麦子熟了》的责编，除了作者自己，我想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读这部作品次数最多的人。从最初收到稿子到昨天来的火车上，我至少读了五遍，我对这部小说的每一处细节都了然于胸。在编辑部和一些谈到2016年度中篇小说的场合，我不止一次跟别人推荐这篇小说写得好。别人问，为什么好，哪里好？现在不妨把这些理由归纳和总结一下。
    第一，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每天要看大量的来稿，不如就先从看到小说的一个感觉说起。不管什么样的小说，谁的小说，我们读到第一段的时候就会有个预判：这个感觉对了，或者，这个感觉不太舒服。关于打工者感情生活和性生活，或者说临时夫妻的这个题材，作为编辑我并不是太看重，因为我们在杂志社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题材，关键是写的怎么样。这篇小说从第一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对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一篇小说的叙述语调和语言风格。《麦子熟了》的第一句话就已经表现出了它的叙述特质，我愿意把它称为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它首先是属于宽泛的现实主义的，题材是现实的，写法也不另类，中规中矩，但扎扎实实。其次它不是荒诞的现实主义，也不是魔幻的现实主义，甚至还不是抒情的、矫情的通俗现实主义，它就是非常朴素的现实主义。朴素这个词很关键，或者换句话也可以叫经典的现实主义，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然后他的情感到什么度，永远在小说人物的分寸之内。这些看起来简单，但就像我们喝的汤一样，用各种平平常常的食材，下功夫熬，最后才能熬出真正有营养的味道。所以，这篇小说的题材、故事、语言、立意都不是复杂的，也不是高深的，但作者用自己老练的叙事手法把它们结合在一块，就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的味道、文学的语言。
    第二点，我还想提一个文学批评的老话题，那就是人物形象。一个几万字的中篇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三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人物形象，主要就是麦叶、老耿、麦穗这三个人物，各有其性格，各有其命运，交错在一起。它们是可以感知的人物，也就是我们读完了，第一会觉得真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感觉就是鲜明，他们都塑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特征。还有一个麦苗，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人物形象的认知，现在很多评论家不怎么谈了，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有评论家们所说的人性、社会、问题等等，都必须附着在人物身上。因为它不是一部纯粹的语言或形式实验的作品，因此需要评论家们去挖掘人物身上的丰富性和可阐释性。
    第三，这部小说在情感和情节上，都做到了恰如其分，不同于当下有些写打工、写底层的作品，它也写苦的东西、难的东西，但绝不靠曲折的情节或极端的情绪来推动故事，而就是在生活的基本逻辑上去讲故事，比如麦叶因为传言被丈夫殴打了，在很多作家那里很可能就此变成一个婚姻和家庭破裂的情节，但许春樵非常克制，仍然让麦叶为了家里去打工。正是这些处理，让这个作品的延展空间与余味充足。但作者显然对人物的悲剧和无奈的命运有着更深层的认识，尤其结尾，大家可以注意到麦叶带着孩子到麦苗的网店工作，看到这里，有心的读者会觉得很会心。这个地方留足了空间，一开始，麦叶是反对麦苗与王瘸子在一起，最后老耿死了，丈夫被判死刑，走投无路的麦叶不得不带着小孩到麦苗那里。这才是麦叶真正的悲剧，一个女人想要反抗命运，但终究却走向她不想走的那条路。
    第四，从这个小说延伸出去，我们可以关注的是农村的伦理道德和乡村秩序，特别是农村女性的命运，大家可以看见这三个家庭，麦苗是为了家里打工，麦叶为了家里打工，麦穗也是，她们不是单纯的打工妹，更是乡村家庭伦理的负重者和承担者，她们作为女性来担负家庭重任。这里面当然还涉及到城乡关系问题，打工者在城市的身份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破坏和重建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值得去探讨。
    故乡与叙事伦理
    □赵 蓉（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花了两个整天的时间读完李凤群《大风》这部小说之后，我又花了长得多的时间来摆脱《大风》所给我个人带来的文学式的沉浸。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喜欢这部小说，庆幸能与她相遇，并且也认为，《大风》是一部很容易造成“误读”，或者说是“多重解读”，以及形成争鸣的作品。
    在我看来，李凤群在《大风》中构建了两个故乡：活在自我言说中的梦想的故乡和活在他人言说中的虚假的故乡。过往的故乡叙事中，有两种重要类型，一种是鲁迅的“孤独者”的故乡写作，第二种是沈从文的“怀乡者”的故乡写作。我觉得《大风》最起码在两个维度表现出了故乡写作的独特性。其一，是通过个人叙事的方式，表现出了叙事伦理的延展性，它也通过对个人叙事的影响和覆盖，唤起和影响了他人故乡的叙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自己的故事。经过几代主人公的言说，通过“想象”扩展了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为一大群人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原乡和身份认同。通过聆听虚构的叙事，我们的世界就会按照自己的旋律和节奏成长和发展。其二，是《大风》所揭示出来的故乡叙事伦理的二律悖反，那种看似坦露同时又被遮蔽的模式悖论，那种被建构的同时又被解构了的乡村叙事伦理。它丰富了乡土文学的文学意象和文化隐喻空间，将一群异乡人在时代与历史中的寻找化成了一种氤氲不散的现代性的文化创伤。
    走出自然社会的逻辑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底层叙事和打工题材近年来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倒不是说作品少了——可能实际的情形恰恰是数量增多了——而是说在文学界的关注度上降低了。从文学生态自身而言，也许是因为这个题材经过大批量、自我重复的生产，已经让批评者感到陈旧，因为涉及这个题材的作品很少在形式上有所突破，而多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从社会整体观念来考察，则是由于流动人口和“乡下人进城”的就业态势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不再具有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那种焦点效应、好奇心与期待。然而，无论如何，闭上眼睛也不会让一个事物和现象消失，更何况它是一种无法忽视甚至具有社会全局影响的经济与生活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有着无数辗转挣扎的人。
    按捺不住欲望的麦穗和为了金钱无所不为的麦苗，则构成了麦叶的镜像，她们是麦叶的未来可能性，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种绝望的境地。许春樵触及到了外出打工人员的“临时夫妻”现象，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出于同情的理解对这种违反社会伦理的自然人性采取了避而不见的原宥，许春樵也没有直接进行描写，而是将笔墨放在了心理动因与社会动因的发掘之上，可谓独辟蹊径。
    矢志不渝探究原创文学
    □江 飞（安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大风”是历史的隐喻，这历史既是命运史，又是家族史，更是中国史。在历史的阵阵大风中，一切个体生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草芥。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只是整个家族命运的历史缩影的话，那么，一个家族的命运则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缩影，而当代中国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缩影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封面上的这句话：“历史的大风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大风”是生活的转喻，这生活既是复杂的，又是严峻的，更是荒诞的。小说中三次直接写到“大风”，指的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之风。生活如大风一般粗暴而蛮横，将四代人的身心吹得东倒西歪、漏洞百出。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生活的玩笑，抑或是二者合谋的必然结果？
    许春樵在小说创作上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从先锋向写实沉降，从干预现实、批判政治向“以人为本”靠拢，越来越“走心”，越来越靠近其心中“最好的小说”，也越来越接近文学的本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优秀作家所具有的两个非常突出的创作特点或者说追求：一个就是矢志不渝地探索小说艺术。许春樵既对中国传统小说不满，也对模仿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不满，他以写作实证的方式理解了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摈弃了小说为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及狭隘价值观服务的观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传统观和文学观。第二个就是自觉自由地借用中西理论作为思想资源。这也使得他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观、技术观和个性化的叙事方式。
    “复调”结构叙事的两面性
    □黄尚恩（《文艺报》记者）
    李凤群的小说《大风》首发于《收获》2016年长篇专号，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一家四代7个人物的不同视角，叙述一个家庭在60年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大风从人物的身上刮过，他们身不由己，随着时代之风浮沉。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坚韧、顽强的一面，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留下印迹。
    作家莫言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曾说：“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对于李凤群的《大风》来说，结构这个元素确实显得特别的重要，它以各个人物的讲述构成全篇，试图建构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 《大风》在三个层次展开叙事，作者折中处理，除了极少部分讲究“对话效果”，大部分还是往前推进，但在不同阶段试图呈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作者写作时的那份小心翼翼，等写到小说的最后十几页，终于可以不用考虑视角转换的问题了，完全按照梅子杰的视角展开叙事，作者的文笔顿时变得从容起来。所以，我想，这个结构本身成就了这部小说，但也可能降低了这部小说原本可能达到的高度。
    总之，李凤群的《大风》在历史经验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结构的创新等方面都作出了探索，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叙事效果。然而，这部小说并没有达到所谓“经典”的地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认为，无论是部分内容的冗余还是叙事视角的凌乱，都可作进一步完善。
    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的新维度
    □陈振华（陆军军官学院教授）
    在我看来，《大风》这部小说是继余华作品之后，对生命伦理人道主义又有了新的探索维度——张长工的活着以及后来他家族成员的活着自然和福贵的活着哲学内涵是有区别的。福贵的活着是最低的生命伦理，仅仅证明活着的伦理和存在的权利。而张长工卑微地活着，则有他在世的使命：无论在逃亡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风险，之后的生活中如何遭受羞辱、折磨和自我修改，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只有一个信条就是为了儿孙活着，尽管他的谎言包裹的活着的价值不被他的子孙后代所理解所认同；第二代张广深因年幼的心灵被无尽的谎言所扭曲，导致人性的乖张和暴戾；第三代张文亮的出走和后来对祖上的寻找，再后来的辛苦恣睢的生命状态，实际上也一直在追寻生命的基本意义。尽管整个家族活着的姿态各各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不被理解的孤独之中。所有这些，其实都围绕着最根本的底线——活下去和安全感展开，所有人物都时刻处在保住这个底线的紧张感和唯恐丧失这个底线的惧怕中。因为孤独，所以张文亮选择寻找根的所在。但他最终并没有找到祖上的丝毫踪迹，后来通过经商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空虚。张文亮个人的转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这是尽管悲凉但却符合逻辑的结果。作家李凤群带着历史的悲悯和存在的关怀对历史大风中的缄默者家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了生命存在的基本伦理及其人道主义关怀：生命何为？如何呵护卑微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怎样的？在历史的大风中，“个人”如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