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少鸿的《百年不孤》是一部书写中国乡绅兴衰历史与“乡土南方”现代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展示了上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百年历史时期湖湘地区双龙镇的乡村变迁史、岑氏家族的兴衰史与岑国仁的个人命运史。从创作初衷来看，陶少鸿意在“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为已然消失的乡绅唱一曲挽歌，为他们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点赞” 。但从写作实际来看，他不仅呈现了南方乡绅岑励畬与岑国仁父子的家族史、创业史与精神史，而且还揭示了百年中国南方乡村与社会时代的历史变迁。其中，家族与国家风云际会的命运、人的生存艰难与生命痛楚、农民对土地的爱与恨、人性的欲望与善恶胶着等，真切细腻地传达出陶少鸿对时代历史、乡村伦理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更为关键的是，乡绅形象的正面书写与“乡土南方”世界的展现，使得这部小说别具一格，一定程度上为新世纪乡土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经验。
    《百年不孤》被评论界视为《白鹿原》之后的“另一部中国乡绅兴衰史” 。事实上，从“传统乡绅”到“土豪劣绅”再到“现代乡贤” ，乡绅形象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中都有书写。新时期以来，这类乡绅人物形象同样可找到“有形”写作的对应。诸如盖运昌（葛水平《裸地》 ） 、邱志国（浩然《苍生》 ） 、赵炳（张炜《古船》 ）、呼天成（李佩甫《羊的门》 ） 、郭存先（蒋子龙《农民帝国》 ）等，构成了当代“新乡绅”形象的人物谱系。尽管当代中国小说对传统乡绅或现代乡贤的塑造未曾缺席，但《百年不孤》的独特之处在于，既是首部反映中国乡绅命运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又深度刻画了岑吾之、岑励畬与岑国仁等为仁为善的三代典型传统乡绅形象。恰如陶少鸿所言，“乡绅是个特殊阶层，作为一个群体，曾经是乡村伦理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所养育的优秀儿女，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变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身影不是被遮蔽，就是被扭曲。在当代中国文学长廊里，少有他们的正面形象。 ”正是如此，岑国仁等这样“正面”的乡绅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乡绅形象。
    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写道：“岑国仁逃离县政府回到双龙镇的那天，是民国16年农历四月二十二，节气小满。 ”这种叙述方式实际是带领读者进入故事，开启了以岑国仁为叙事核心跨越百年的中国乡绅历史书写。陶少鸿力图超越写作经验，全面展现中国乡绅的嘉德懿行和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从岑国仁的祖辈与父辈来说，祖父岑吾之是典型的传统乡绅，他有着较为复杂的双重文化属性。一方面，他吃苦耐劳又精明能干，从开豆腐坊到歇伙铺再到木货行，终于赚了大钱而成为双龙镇的资本拥有者；另一方面，他回到乡村为后代修建了厚生堂、菁华堂、聚善堂三个毗邻的院落，领头捐建石板街与风雨桥，还开设义仓以赈济灾民，捐学田以资助学堂等，可见他对乡村的经济、文化与道德秩序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岑国仁是《百年不孤》中着力勾画的乡村士绅形象。他出生于乡绅之家却又是“极善”的乡村知识分子，曾给县长当秘书，因见不惯杀人流血而逃回了乡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算得上是回乡的“官”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进则为“官” 、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为书写他百年人生风雨与乡村士绅生活埋下伏笔。最初跟随父亲支援革命到开仓救济灾民，岑国仁还是存有“私心” 。在筹集钱粮时，他以为只要帮助了杨霖，“她则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并且会到城里去生活” 。实际上，这也恰是乡绅们摇摆与内心纠结的真实体现。不过，岑国仁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德”与“善” ：设立育婴堂防止溺女婴，“凡家庭贫困的人家，生女孩就资助一石谷养育粮” ；放排遭遇贱卖时，他更担心“若生意不成，就没钱给排古佬们付力资，他也没脸面对这些乡亲” 。在岑国仁心中，他敬奉祖父留下的“敬惜字纸”的同时又领悟到“人只能比好，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 。恰是如此，他一心为善，将“德善”化成了自身内在品格并赋予了乡绅文化新的质素。应该说，小说扉页引用《论语》的“德不孤，必有邻”一句，既是对岑国仁一生善始善终所作的最恰当诠释，也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指向所在。
    不难发现， 《百年不孤》中人物的个人命运史也是中国文化百年历史的独特缩影。岑国仁这样一位走过人生百年的乡绅实则见证了百年中国乡绅文化的历史变迁，同时也串联起了20世纪革命的风云变幻与乡村文化结构的变革。从历史视角来看，陶少鸿对历史、时代、事件与人物等作了合理想象，展现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从文化变迁来看，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到来，传统意义上的乡绅文化出现分化与衰微。像岑励畬、岑国仁这样颇有名望的乡绅成为被批斗的“地主” ，待摘掉帽子之后，面对现代社会文化分层的新变，已逾古稀之年的岑国仁早已找不回失去根基的乡绅文化所赋予他的文化身份。当然，岑晓红将祖辈与父辈开设的义仓与育婴会转换成“岑国仁慈善基金会” ，实质上是折射出了传统乡绅文化的精神传承与现代转型。
    从取材的地域来看，“北方”向来是当代乡土小说的主要艺术资源和表现对象。不过，陶少鸿却将“南方”作为《百年不孤》的开掘对象，构筑起一个具有丰富可能性的“乡土南方”世界，呈现属于“诗性南方”的文化根性与意义空间。小说开篇映入岑国仁眼帘的是双龙镇“参差排列着的黑瓦屋，双龙河边转动的水车，以及路边尚未插秧的白水田” ，这条从镇子上穿越而过的双龙河连通着黑鱼潭，再到洞庭湖，汇入长江到武汉。这条河流贯穿在小说叙事的始终，河流沿岸的地域特质、民俗风情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物象呈示来看，水牛无疑是“乡土南方”中最具典型性的物象，在有大片田地时，岑国仁养的是一条叫“黑儿”的耕田公牛，后来他在公社养的是一头名叫“花儿”的“温顺的母牛” 。可以说，小桥、流水、水牛、水田、农民正是“乡土南方”的一种直观构图和湖湘诗意呈现。
    生长于湖湘水乡的陶少鸿是一个背负着审美情趣与社会责任的作家，他的长篇新作《百年不孤》从小说氛围的营造到人物情绪的传达都带着浓厚南方气息。他将乡绅的历史形象的塑造置于南方乡村世界之中，内蕴丰富，深刻厚重，尤其是始终贯穿着他对百年来中国乡村与乡绅历史、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全部思考，一个坚实而又富有质感的“乡土南方”就在感伤气息与怀旧情调中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