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科幻小说与现实无关，科幻小说的世界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纯想象性世界，这个世界甚至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知识和文明的边界。但其实，科幻背后都有着现实的投影，科幻小说与现实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语义结构和深层母题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一脉相承、彼此相通的。科幻小说不过是现实的人性逻辑和文明逻辑在幻想世界中的象征性投射，人性的悖论是共同的主题。读完刘慈欣的《三体》和陈彦的《西京故事》，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刘慈欣在《三体》中塑造了一个黑色森林体系。黑色森林体系指的是宇宙类似于一个黑色的森林，每一个宇宙中的文明都像是森林中的手握猎枪的猎人。在这个体系中，有两个基本定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前者指宇宙中文明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延续本民族的生存为目的的。后者指在宇宙中资源是恒定的，所以可能存在着生命过度繁衍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面。同时，在这一体系里还存在着两个关键词：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所谓猜疑链，就是指一方文明去猜疑另一方文明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论这个文明本身是否是善意的，其他文明都不能确信这个文明的性质，所以会产生对其是否会威胁其他文明生存的猜疑。技术爆炸则是指，一个文明的技术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飞猛进的进步，进而威胁到原本比他强大很多的文明。综上所述，黑色森林体系就是指不同文明在宇宙中发现对方时，由于害怕对方对自身生存产生威胁，所以不论对方文明是善意还是恶意，都会选择进行毁灭，从而保障自己文明的生存延续。
    可以说，整个《三体》系列描绘的宇宙战争，都是建立在黑色森林体系的构想之下的。三体世界之所以要进攻地球,就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而面壁人罗辑所设想的对抗三体的办法——通过暴露其位置来引起其他文明对它的打击，也是依靠黑森林法则实现的。大刘对宇宙的想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人类在宇宙中显得十分渺小，对宇宙的探索也十分浅薄，宛如宇宙中的原始人。就人类的认识而言，宇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刘慈欣对于宇宙黑森林体系的构想，其实是建立在原始人性基础之上的，黑色森林体系可以被理解为霍布斯口中的“自然状态”。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其中，人最大的欲望是生存，是活命，是保全自己，其次才涉及到利益、荣誉。进而，霍布斯又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论断，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即使有细微的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别，也不能保证强者的生存和利益。“最弱的人利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于同一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这就导致了每个人都对他人产生怀疑，都会意识到其他人对自己的威胁。可以说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的逻辑与其十分相像。由于对于危险的认知，也由于对于生存的欲望，先发制人成为很必要的保全自己的手段。“自然欲望使人们极力把有限的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其实也就是保障自己生命延续的需要。”而这种人人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势，人人都具有战争企图的情况，又会使所有人之间都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因此，霍布斯构想的自然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战争的状态。大刘所说的黑色森林体系，则是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扩展到文明之间的自然状态之中，并且将其极端化。宇宙的无政府性质，使得霍布斯在后面所叙述的通过自然律与强力政府来改变自然状态无法成为现实，使得黑色森林体系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无解状态。但不论如何，大刘在黑色森林体系中，透露出了一种与霍布斯相同的性恶论，只不过更加极端化一些。
    刘慈欣在《三体》中所呈现的以人性恶为标志的“黑色森林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同样适用。陈彦的《西京故事》可以说呈现的就是“现实版”的“黑色森林体系”。只不过，文明的冲突在陈彥这里被演化成了个体的冲突。以罗天福为代表的乡下人、底层人在“西京”的遭遇、被凌辱被掠夺的惨痛，既是社会转型期弱肉强食的现实“森林”法则的体现，又有着人性恶的深层根源。只不过，在陈彦笔下，人性恶不再呈现为《三体》中那种极端的状态，而是有着更为复杂和悖论性的形态。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很淳朴的，有着很少的欲望，自爱但是存在着怜悯心，即看到我们的同类受到痛苦时，自己也会很不舒服。《西京故事》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从农村来的罗天福一家人，在城市中奋斗和生存的故事。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人性恶场景固然随处可见，但温情、怜悯、同情在小说中也是感人的存在。罗天福确实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被当成小偷打伤进了医院，但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城市的弃儿，西京城里仍然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助他，比如看树的老头，比如嘴毒的房东，在他的困难面前，都表现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怜悯。在罗天福赔钱一事上，男房东认为老罗是一个可靠老实的好人，而且确实十分贫穷，心生怜悯，坚决拒绝高价赔偿，不惜与媳妇争吵，第一次真正做了主。可以说，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同情与帮助，这个坚强自立的老汉也很难渡过难关。
    在卢梭看来，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中人性贪婪欲望的描写是不准确的，是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搬到自然状态中去了。人类在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应该相对是善的，反倒是社会化的进程使得人性越来越恶。随着社会化程度加剧，财富开始不平等，当人们认识到粮食多比粮食少更好时，对私有财产的欲望才会产生，甚至有可能为了财产而放弃人本性中的“怜悯”。《西京故事》中，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进城上大学后，正是对贫富差异的认识逐步扭曲了他的性格和心理。在进城之前，罗甲成并不为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而自卑并感到丢人。在宿舍介绍自己背景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介绍自己家是农民。但舍友和家长违心的夸赞，却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歧视和不适。入学后，先是没有电脑让他心里感到难堪，其后种种显在的和隐性的“差距”，逐步压垮了他的“尊严”。苦学、成绩、虚幻的爱都不能拯救他，最后陷入崩溃，并逃学出走。罗甲成的悲剧形象地说明，正是财富制造了差异、攀比、不平衡，导致了欲望、嫉妒和偏见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体》和《西京故事》的内在逻辑是完全相通的。人类生存中心理战争和人性战争的惊心动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宇宙战争”。无论是宇宙的文明还是现实的人生，都不得不服从于“生存”这一最大的需要，文明的悖论背后反映的其实正是人性的悖论。当生存的根基被动揺时，善的脆弱和恶的泛滥也许都会难以避免。问题在于，人类和宇宙应该怎样自我约束、自我反思、自我管控，善才不会被恶呑噬？这也许就是这两部小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