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一座座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红楼梦》可比作“世界之巅”——珠峰，那么，曹雪芹无疑是星汉灿烂的文学星空中最耀眼的星星之一。能够为了一部作品及其作者耗费65年心血进行研究并卓有建树，在200多年来的这支红楼“寻梦”之旅中，可以说唯周汝昌一人而已。在先生诞辰百年即将来临之际，不禁又想起这位红楼精神的痴情守望者的一些往事。
    我有幸同周先生相识，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研究生不久。记得是一个黄昏，我去他位于北京红庙的寓所拜访。一进门就惊呆了：水泥地面竟没有经过装修，家具非常陈旧，书房陈设也极为简陋，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有些常用的书还摊在餐桌上。面对这一幕，当时我真难以想象：这就是一位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学者的生活环境！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客厅书橱里陈设的刻有“为芹辛苦”字样的瓷盘，因为这也正是周先生毕生为曹雪芹、为《红楼梦》奋斗的真实写照。听说我从天津地区考来，周先生很兴奋，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尽管到北京生活已经几十年了，他的京腔里还夹杂着些天津方言，乡音未改。晚年的周汝昌思乡怀旧情绪愈加浓厚，他写的关于天津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城市建设以及追怀沽上师友的大量文字，已经成为重要的乡邦文献资料。他问起家乡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初次见面还很拘束的我，很快就被先生春风化雨般的娓娓道来融化。那次我们不知不觉谈了很久，印象中他还深情地回忆起他在《红楼梦》研究起步阶段与家乡的不解之缘：红学研究处女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他与老师胡适之间的红学通信，特别是珍贵的甲戌古钞本“录副”工作，也主要是在天津进行的。
    我认识周先生时，他的《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艺术》《曹雪芹新传》等专著已陆续出版，每次去看望他，都能得到事先为我准备好的签名本。那时他已年逾古稀，眼睛看书很吃力，需要用高倍放大镜撷取每一个字，然后再做研考。他去世前最后几年的著述竟是在双目失明、听力很差的状况下完成的。记得我研究生临毕业之际，他还特别郑重地为我的就业问题向有关单位写过推荐信。我回到故里天津师范大学执教后，也一直与他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实际上，周先生对年轻一代的红学新人都予以奖掖扶持。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者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会前我曾去府上看望他并征询意见。周先生终因年事已高身体不适未能亲临，但仍然抱病为家乡的这次会议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还为我题词留念：“薪传日朗，俊彦多贤。学积山崇，后来居上。”我把这看做不仅是对我，也是对《红楼梦》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谆谆勉励。
    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上实绩显著，红学史家早有定论，他是继胡适之后“曹学”的集大成者。周先生认为，曹雪芹这种特异天才，有其独特的氏族文化（门风家教）的“基因”，也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满洲正白旗包衣、内务府“世仆”的严格规定与训练、培植与教养，这是一种满汉文化交融出现的新型人才。曹雪芹降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已过了“全盛”时期，不久又赶上雍正朝的抄家，经过这一场巨大的变故，曹家彻底败落。这位伟大作家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在沧桑巨变的深沉思考中，才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红楼梦》才可能彻底“打破了传统思想”而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富有终极关怀品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概括的“成大学问者”的境界。王国维之后，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者仍痴情地苦苦守望着中华文化，在这条充满荆棘的治学道路上，前赴后继，执著追求，骨瘦形销，终不悔。周汝昌先生周公解梦，独上红楼，对《红楼梦》研究中涉及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各个分支均有独到见解，晚年还倡导红学要定位于“新国学”。他一生出版了数十种红学专著，可谓做到了“著作等身”。但又有谁能想象出，这些丰硕的学术成果是在昏暗的陋室餐桌兼写字台上完成的！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计划再写部《梦悟红楼》的书，连“大纲”都列出了。他耗到了“蚕丝尽、蜡泪干”的程度。只有对《红楼梦》具有宗教般的感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周汝昌先生正是红楼精神的痴情守望者，痴迷到宁可自己和家人的生日不过，也要坚持每年为《红楼梦》的作者祝寿，“心香一瓣祭曹侯”，也算是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真正知音了。
    常听人们叩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物质生活丰富了，却再难以造就出大师？这的确是个世纪之问！真正大作家、大学者的传世之作，往往是在寂寞清寒中完成的，所谓“文章憎命达”“古来圣贤皆寂寞”，曹雪芹恰是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厄环境下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才铸就了不朽的《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当年的曹雪芹，也许早就预测到后人很难通过《红楼梦》中的字字句句去读懂他对人世的诉求，才在开卷写下这样悲观的诗句，以启迪人们打破迷关，克服过度物欲化导致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偏离，这应该是解读《红楼梦》主旨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汝昌是苦行僧式的“解味道人”，而生活于当下社会的人们，却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原和意义，沉迷在物欲和虚幻的光环中难以自拔，这样的“富贵闲人”怎么可能成为“大师”呢？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并不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全部，他的兰亭辨伪、诗词赏会、京剧曲艺、英译《文赋》……构成一道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他虽然离去了，但那疲倦的身影永远屹立在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心中，以《红楼梦》代表的中华文化也必将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