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杜琪峰的黑帮片《枪火》里，有一段经典的“手枪互指”镜头：A持枪指向B，B指向C，C指向D，D再瞄准A，形成一个近乎无解的连环套。套子中的每一个人，虽然都处于威胁之中，却都具有双重的身份，既可以是被动扣响的“手枪”，也可成为主动出击的“枪手”。《受害人》的主人公周董，就被置于这样的艰难境地。
    《受害人》采用的是彻底的主观叙事，从头至尾都由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情节梗概并不复杂，用小说中的“标题党”新闻即可一句话概括——“双江市首富遭人绑架，被逼杀人遭勒索1亿元”。作为“受害者”兼“叙事者”，周董一副大摆龙门阵的姿态，侃侃而谈，“我是周董，人们管我叫双江市首富，这是我的故事”。如此这般的自报家门拉开故事的序幕，仿佛小说是一个舞台，他正在参加一场演讲比赛。周董显然不是训练有素的演讲者，经常讲得啰嗦、絮叨，又有过多的自我表白。更糟糕的是，这个演讲者形象不佳，腆着大肚子，打着酒嗝儿，举止粗俗，看起来从不读书。但是，故事经由当事人讲来，就不只是一个故事那样简单。
    就“首富被绑架”这一具有悬疑因子的中心情节而言，周董（周云和）的叙事法是倒叙的、反高潮的，开门见山，三言两语交代完毕，可见重心不在事件本身。而且，周董是一个粗线条的抠脚糙汉，没有那种见花流泪、对月伤心的文人性格，虽然也有自己的底线、原则、恐惧、恻隐，却绝不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那样，有着丰富激烈的内心戏。他当然是主角，但我们渐渐发现，他更是一面镜子，一个舞台。在他的故事里，听故事之人的接受反应，才是真正的精彩纷呈，显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急迫与激烈。就像在《我是歌手》、《开讲啦》、《朗读者》之类的综艺节目里，导播总会不时调转镜头，摇向主持、嘉宾和观众，那些总是面目夸张的“表情帝”。
    《受害人》中的“表情帝”，大致可以分成六种类型：A.官员（如邵副市长、谢局长）；B.亲友（如妻子亓当，林朋友、余朋友、韩朋友）；C.下属（以方文生为代表的集团高管与中干）；D.媒体；E.律师；F.真正的受害者与罪犯的家人（梁红玉的父母丈夫、尿胞脸的女儿）。除去宛如置身事外的F类之外，前五类人都一边倒地站在周董一边。媒体与律师联袂登场，北京某报的著名记者刘铁，专门请了一位京城大律师谈论这一案子。大律师以极其专业的语言分析说道：根据《刑法》最新规定，如果当时因外在的强迫，完全丧失了意志的自由，进而丧失了选择行动的自由，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的结果，也只相当于被犯罪分子利用的犯罪工具，属于间接正犯，其意志上的不自由，导致行为的无责性，应由犯罪分子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判定“有罪”和“无罪”的界限，在于是否拥有自由的意志。如果意志自由，就是“枪手”，属于胁从犯；如果意志不自由，就只是“手枪”，属于被胁迫者、受害者。换句话说，判定是否有罪的关键，其实不在公安与审判机关，而在周董的意志自由度，在于周董自己。而这“自由”与“不自由”的一念之间，就成为了“表情帝”们的舞台，无论周董自己是否有心忏悔，他们却是极力寻找各种理由，动用各种资源，为周董进行无罪辩护。
    对周董来说，六种类型的人，也就意味着六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精彩，也最命运攸关的，还是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协调”。作为双江市首富，周董与官员们的每一次聚会，都是影响全市的一场盛事。这一条“官商”之间的通道，也成为贯穿小说首尾、勾连事件始末的重要线索。在这条线索上，周董重点讲述的是两场酒局，它们虽然就发生在两天之内，却以“绑架”为界分出先后。在当下的文坛之中，有两位极擅写酒局的作家，一个是安徽作家杨小凡，一个就是周云和，他们写起酒场，都是嬉笑怒骂，颠倒淋漓，人物气韵，恍惚生动。而这两位，一个供职于安徽古井集团，一个是宜宾市作协主席，都是长年浸淫酒坛的江湖中人，或可戏称为“古井贡”作家和“五粮液”作家。由此可见，考察所谓“新官场小说”作者的地理分布，也可折射出深具中国特色的“酒国文化”。
    小说开篇即是酒局，在周董的讲述里，要不是因为这次醉酒，大祸也就不会发生，间接显出这场大酒的重要。第二场本乃“压惊酒”，却是更加浓墨重彩，可谓这篇小说“黑色幽默”的高潮与巅峰。仿佛一场庆祝凯旋的英雄宴，邵副市长、谢局长，市府办、计委、经贸委等部门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尽皆赴会，高朋满座，蓬荜生辉。这还不够，还有双江艺术团的钟团长，带着几个台柱子，吟风弄月，鼓瑟吹笙。这般场面，其实毫不奇怪，作为依靠“修建水电站起家，然后办煤矿铅锡矿，开发房地产，进军高速公路”的景顺集团董事长，自然是双江政府的GDP担当，而他本人拜码头的手段也是早已炉火纯青。在景顺集团的野蛮发迹之前，周董还有一段更野蛮、更不可示人的积累期。讲起自己的成功学与发家史，周董尽是金言警句，譬如：“先富带后富，见鬼去吧，老子宁愿嫖娼赌博吸毒，也不愿意施舍你叫花子一分一文。”他甚至使用了“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样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也许在绑架案中，周董确乎无罪，但“手枪互指”般的连环套，却指向他不可避免的“原罪”。如果再用老马克思的话说，周董的故事，便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又一注脚。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一篇小说出来，就一定有人追问它的现实意义。确实，文学恐怕不会让贪官少一个，腐败减一分，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话说回来，如果回到《人妖之间》的时代，文学影响舆论的力量，强大到可使人头落地，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小说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叙事者，展示一种对于故事的独立态度。周只是百家姓中的一个，周董的故事，也只是千万个“董”中的一个。面对普泛的社会问题，文学是一种将现实“陌生化”，展现或者引出另外的观看角度的方式。《受害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通过一个相当困难的叙述者，以一种相当困难的表达，展现了一种独立的态度。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它重新把小说变成舞台，让人物演出自己的故事，而使读者成为真正的、最终的裁判。如果布莱希特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延展他的“陌生化”理论，将思考与批判的权利，带出剧院的围墙，交给每一个潜在的读者、弹幕前蓄势吐槽的网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表情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