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迪的《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近期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品汇集了作者近年来警察题材的书写，延续也深化了警营作品抒写的向度，热情歌颂了人民警察，是有筋骨、有温暖、有新意、有深度，充溢着正能量的中国故事。
    在艺术技巧的审视上，这位总是穿着红上衣、戴着浅棕色墨镜的年近七十的老作家，他的警察题材的作品已经显现了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语境。这个审美语境的形成，由三方面组成：一、警察题材的平民化、底层写作；二、人性化写作，或叫人格化写作；三、幽默、诙谐、趣味等等。
    平民化、底层写作，是李迪一贯的追求。李迪在作品中写的都是普通的警察，片警也好、狱警也好、便衣也好、所长也好。他北上南下，采访了数百位民警，深入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深处，把崇敬和温润的目光，虔诚的热情投向他们。摆摊的王所长、喊话的马警官、开茶馆的郭春华、敲锣的杨苗江、快乐的王警官等等，歌颂他们秉持理性、平等的姿态，积极主动为百姓、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公民的权利、公民的尊严、公民的安宁、公民的财产。化解矛盾，转化矛盾，表现了优良的职业伦理、业务素养、智慧操守，人物生动鲜活、灵动可感。
    李迪警察故事的人文精神和法制信念，或有现代性的文学精神，或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看起来，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很轻松，但正是由于作者身入、心入、情入警察生活，在复杂的世道人心之前表现出的超越与调整，所以读者不仅看到的是赞美，是歌颂，也感到一种反思，一种批判，或者说是一种救赎。王所长摆摊的时候发现，真有疑难杂症的人寒了心。为什么寒了心？是因为有的警察不好，过去的一些事让这些人有伤痛，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开口。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妇女，要看你是动真格的还是作秀，这是《王所长摆摊儿》中的原话。百姓寒心，就说明我们有的官员也好，警官也好，说官话不办事，说套话推诿，把人民的概念图腾化、空心化、花架子。警风、警纪不严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还是存在的，从这个方面积淀下一定的沉疴和病症。在《老郭开茶馆》中，社区居民董老头说：“现在的社会好比一部机器，好多零件有问题了。 ”这也反映群众某种程度的不满情绪。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家李迪这种轻松的、表层的叙事中透射出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忧患意识。所以，他揭示出对社会的文明、社会的有序具有结构意义的问题。比如有的民警、所长为帮百姓把事情摆平，很多时候是靠人格、意志、爱心、耐心、责任，以及人脉解决的，并不完全是靠法律和规则。所以李迪作品中这种人性化、人格化模式的色彩很重。我说他是人格化模式的抒写，这个色彩构成了李迪创作中的一个特色，也建构了他的审美话语语境。这是最鲜明的一点。
    李迪的作品隐喻着我们应该有完备的法规、完备的条例和契约。例如，王所长为居民解决户口，解决住房扰民问题，解决小狗咬人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故事，在关键节点上都是靠个人关系，要么碰上战友了，要么碰上熟人了，解决问题常常是靠着人情、靠着人脉。在李迪的作品中，有一句很平实的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在中国，没有好办的事，但是又没有办不好的事。 ”这里面蕴含着他对生活的体察，对我们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了解，实际上他这种轻松的叙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背景之下的。可以说从社会的维度看，李迪的作品显出了一种立体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他作为参会的政协委员，参与讨论了民法总则。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标志着中国法律的进步，让公民权利从法律上、从契约上、从制度上得到保证，而并不仅仅是靠一个好警察去把握个人的忧伤苦乐命运。“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达到这样一个文明有序的程度还得靠健全的法制。
    幽默、诙谐、趣味，是李迪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看出作家对笔记小说、话本等的优秀文化的传承，对古今中外名句、名典随心地化用，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隐喻性。特别是细节的生动、精致，能使细小的事件变得引人入胜。租房，断电，乱收费，团伙闹事，两地分居，这些事都写得妙趣横生。细节激活人物，细节激活生活，细节激活现状，细节激活世道人心。李迪作品中的细节非常精准生动，语言也有特色。例如，写精神病人，一会儿是赵子龙，一会儿变成程咬金，昨天是三打白骨精把老母砍伤，今天又闹着要随岳飞精忠报国；水浒没有眼泪就变成水许；姐妹俩并蒂莲，可莲不开花尽发杈了等等，非常有时代感、大众化。这种幽默和趣味，在李迪作品中是具有文体意义的，离开这些就不是李迪了。
    书如其名，读书如听书，这真是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