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与敞开
    关于王甜小说的评论我迟迟没有动笔。她的长篇小说《同袍》我是在二〇一二年初读到的，而且当即写了评论。那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元素的军旅长篇小说，它的主题是励志与成长，但是励志与成长之中却蕴含着一种刚刚萌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质，这让我颇为兴奋。王甜后来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解释道：这部小说应该是阐释两个世界的碰撞与融合——一个是代表自然的、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属于精神的世界，一个是代表后天的、严谨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属于物质的世界。而集训，正象征着一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锋的演练。王甜的阐释虽不免过于学理化，但并不影响我对小说本身的喜爱，而且我的喜爱并不在其所指的深度，而是在语言、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即所谓的文学性层面。所以，我后来在多篇关于二十一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的批评中都论及了王甜的这部长篇。但今年年初，细读了她的十几个中短篇之后我却有些犹疑，感觉这十几个中短篇与长篇《同袍》似乎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那些写故乡的作品。不刻意雕琢故事情节还好理解，但连结构与思想内涵都不太讲究就让我有些迷惑了。
    前几日，翻看《读书》二〇一四年第二期，读到陈家琪先生的《我们如何讲述过去？》一文，其中一段话让我眼前一亮。陈先生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这句话后来被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予以强调和发挥：“过去”作为“珍宝”之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它无法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也无法给我们的“未来”提供“光芒”。我们必须和这些问题一起活着，与其达成一种理解或和解，只有这样心灵才能复归平静。在西方哲学家心目中，深思、心灵的安宁蕴藉真理。我就想到了王甜的中短篇小说，她何以只是耐心地描摹与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更为幽暗的内心深处呢？中国当下乡村的现实景况不让我们忧虑吗？乡村的历史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给未来以光明吗？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王甜显然无法解决这样艰难而重大的问题，与历史和现实实现和解，让自己的心灵在那些熟稔的故乡的人们的心灵的幽暗处游荡，或安抚乡人，或慰藉自己。但是，文学真的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吗？自有文学以来，这一直是个无法确证的命题。所以，谁又能说这不是王甜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智识与叙事策略呢？
    我突然感到，王甜的小说已然向我敞开。
    故乡的沉沦
    二〇一三年我曾经系统地研读了徐则臣的小说。从题材的角度看，他的小说有两个重要向度：北京的漂泊者和故乡“花街”的人们。徐则臣的写作有如一个摄影家举着一架带有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他不间断地将自己的小说在北京的漂泊者和故乡“花街”的人们之间调整着。王甜的小说也有两个方面：军校生活和故乡“杨家湾”。而故乡“杨家湾”是其主体。至于普通大学生活，在王甜那里则是故乡的延伸，或者说一种成长的延续。这显然符合她的写作逻辑：“因为自身阅历的关系，还是从切近的地方捕捉题材”。
    故乡对每一个游子或漂泊者都是无法忘怀的记忆，尤其是作家，那里面的伤感与痛楚、温馨与亲情，有如梦魇一般让他在无数的黄昏与暗夜中咀嚼不尽，这让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巨匠们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杰作。歌颂与批判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是他们生命诞生的所在与成长的摇篮，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离开了多久，他们总归是都要回望，在回望中完成与故乡的和解，进而实现他们心灵的安宁。在这时，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真理。对故乡的回望确实需要生命的砥砺，或生活的磨难，否则便会有些轻薄，甚至隔膜。好在王甜没有把自己完全地置于一个回望的立场上，用她自己的话讲，“是从切近的地方捕捉题材”。对王甜而言，“切近”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那些与她同龄的人，是那些同龄的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幽暗深处的部分。王甜没有简单地选择歌颂或批判，而是让自己的心灵和故乡的现实一起活着，以至于达成了一种理解，或和解。
    《水英相亲》就其故事本身是很难出彩的，但王甜却把出场的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那么熨帖，不论着墨多少，都那么丝丝入扣，显示了她描写人物的功力。来自乡村的女大学生水英（师院培训班）与县城火葬场的小东之间的婚姻龃龉表面上看是一种城乡的天然差别，更深刻的则是心理上的一种碰撞。已经订了婚的小东到学校看望水英，却因看到了前来凑热闹的校花吴艳霓而决定退婚，他的心灵世界因吴艳霓的到来而被突然打开。王甜写道：“他其实发现的不是一个吴艳霓，而是一种真相。”“生命原来是具有多向比较性、多重选择性的，而他还没有取得比较与选择的权利时，就被指定了一种存在模式——仅仅是模式还好点，具体到一个人，一个名字，一种声音。不甘心哪。”也就是小东人性的觉醒。水英要来静雯陪她相亲那天穿的蒲公英黄色的外套，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用一把红色的小剪子将它绞成一丝丝、一丁丁，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水英当然不会迷信地认为，那天如果穿上这件蒲公英黄的外套相亲就会获得这份姻缘，她是用这一方式来祭悼自己心灵的创作与无法摆脱的命运。《声声慢》写的是三姊妹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写老三水芹，写水芹的成长、无辜与磨难。水芹的对头或仇敌是大姐水英，其实水英只是一个符号，她所代表的传统伦理与道德观念。严格地讲，水芹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只不过是她长得比两个姐姐，以及村里所有的女孩都漂亮一些，而且她还知道如何的消费自己的漂亮；尤其是她后来居然跟同样漂亮的女人的公敌“二麻婆”“鬼混”到一起，这就更让水英等无法忍受。水芹只能选择离家出走，而她真正委身的第一个男人陈志军却没有接纳她。出卖身体似乎是每个由乡村进城的女人的必由之路，水芹也难脱其臼。然而，有了一些钱的水芹仍然需要家庭与姊妹的温暖，二姐水芬虽然能够与她交流，但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她，那是一种心的隔膜。在过年的前夕，水芹在大家熟睡后完成了对自己的心灵与精神的“涅槃”，她依照老家的说法，将灶灰“高高地举过头顶，闭上眼，手指慢慢地松开，尘灰簌簌下落，盖了她一头一脸”。第二天一早，大家发现水芹走了，院墙朝外的一面，贴满了全是零钱的人民币。水芹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完成了屠家对脸面的理想与追求。
    写普通校园生活的《罗北与姜滕》对人性的阴暗与丑陋的描摹与揭露不但让我感到震撼，而且很难接受。我相信这篇早期的小说一定会有生活原型，但与原型的对话表明了作家对生活与现实的态度。同样来自乡村的女孩姜滕为了实现自己出国的理想而在完成论文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爱情圈套，让自己的男友与室友罗北谈恋爱，然后又在罗北已经完全进入爱情的幸福时刻，用一个虚构的男友的父亲是麻风病患者、母亲精神失常的残酷现实来打击罗北，并在罗北陷入绝望的日子里对罗北进行各种心理测试。而罗北随后对姜滕的报复——打电话告知校方及警察有人在外教宿舍卖淫嫖娼，不但让姜滕失去了出国的机会（其实外国导师并没有真的帮助姜滕），而且让她名誉扫地，并精神失常。罗北的报复虽然充满正义，但从人性的角度体味，似乎也缺少应有的温度。面对恋人秦心伟的道歉，罗北的决绝如果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她的不再做那样的好人了的决心则是她人性与精神的沉沦。同样写校园生活的《霍乱人事》虚构了一个“霍乱”事件，为大学同寝室的女孩赵萌与牛心容之间的明争暗斗搭建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平台。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她们仅仅是出于一种女孩的虚荣心。赵萌去“爱”系学生会主席帅哥乔智勇完全是为了给牛心容看，乔智勇并不接受赵萌去“爱情”，但赵萌利用各种方式制造出了他们相爱的假象。牛心容当然不甘拜下风，她偷偷给领导打小报告，乔智勇的学生会主席被撤，以此栽赃给赵萌，让乔恨赵；之后又伪装与乔好，将赵彻底击垮。一切都因“霍乱”而起，一切又都因“霍乱”而消失。但，就这么简单么？
    王甜所回望的故乡，天地虽然广阔，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包括青年一代，观念仍然陈腐，视野仍然狭隘，心胸仍然逼仄，那里甚至连都市的现代性的反光都难觅踪影。故乡的晦暗之所以不被我们所警觉，是因为她被都市的现代性光芒所遮蔽了。故乡就这样在与王甜的和解与对话中沉沦了。我想，王甜和我们一样，都没有看到她的光芒与未来。
    军校的搏击
    从故乡中走出来的王甜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思想与目光，这是一个充满着搏击与铁血的场域，这是一群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的青年，刚刚萌芽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他们的成长个性张扬，即便是失败，也焕发着一种悲剧的力量。与二十一世纪初年以来军旅长篇小说注重讲述好看的故事相反，王甜颇受好评的《同袍》没有故事，甚至大情节也没有，有的是大量琐碎的细节，细节成为长篇小说《同袍》最重要的元素，这也是《同袍》最重要的文学性特征。读《同袍》你会清晰地感觉出，那些细节煲有王甜的情感与体温，那些细节对她而言有如撒满海滩的珍珠，闪烁着耀眼的光泽，任凭王甜随意挑选。由此推论，王甜写作《同袍》不大可能是突然产生的灵感的推动，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或人物的独特性所引发的。王甜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她将大量的细节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融会在一起，是一种互为表里，或者是一种互动交融，而且之间含有一种张力，一种让你细细品味的意味。她的人物塑造也是依靠细腻的心理刻画的，因为故事与情节的匮乏，人物塑造无法在通常的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进行，细腻的心理描摹成为王甜小说的不二法门。
    《同袍》是一部具有鲜明成长小说特征的作品，成长不仅仅体现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与心理上。二十几位地方大学生被安排到一个封闭的、枯燥乏味的集训队进行为期一年的三个科目的军训，因为他们将是未来军队的军官，因此，训练与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环境与军训生活很难产生符合小说特征的素材的；然而，超乎我的想象的是，王甜居然就将这么一个看似与小说无关的东西写得波澜起伏、风生水起，甚至还能惊心动魄。王甜的小说技巧，或想象的高超之处在于她设置了一个真实生活中不曾发生的末位淘汰制，这一设置将大学生们逼入了绝境；于是，被逼入了绝境的大学生们之间不得不展开一场残酷的“生”与“死”的争夺战，本来应该是平静如水的集训队便成了一个明争暗斗的战场。我不想细致地去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我只想说，王甜意识到了《同袍》不可能像那些富于传奇色彩与战争的残酷性的小说那样去通过行动塑造人物，她只能是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心理的细微变化。即便如此，《同袍》中的诸如王远、肖遥、路漫漫、三班长、连长等人物也都有了自己的面貌，而且完成了自己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成长。尤其是王远、肖遥、路漫漫等，不仅完成了自己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成长，并且在军训最后的科目演习中迸发出的英雄主义精神与人性的光芒让我激动不已。
    短篇小说《毕业式》在气质上最接近《同袍》。毕业式对苦读了四年的陆军指挥学院的学员的诡异性在于它不仅仅接近成人礼，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多个向度的象征意义，是被压抑的青春激情与活力的一次总爆发，是个体思想与精神的一次狂欢。耿帅的“毕业式”是袭击两次纠察过他的二十一号纠察，并占有他的恋人小雅。他全身心投入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与诺言，但生活的残酷让他只能收获无奈。耿帅成功地将二十一号纠察扑倒并骑到了他的身上时，趴在他身下的纠察告饶说，别打了，再打就残废了，回家就不好安排工作了，于是耿帅就沮丧地跑掉了。耿帅也成功地将小雅堵到她的出租屋里，但小雅却是自己主动脱下衣服，她一边脱一边讲述了自己家庭的不幸，她只能将自己的青春签约给一个陌生的大叔，但在这之前，她要把自己的爱情和初夜交给耿帅。耿帅最终选择将在小雅胸前徘徊的手抽回。与那些故乡写作不同，王甜没有让耿帅前功尽弃，伍世国的一番话凸显了耿帅的思想与精神——“这种和尚日子，还不许人想想、过过嘴瘾？”“一屋的人，都怕了你了，就你啥都认真……除了你，谁会相信那些没完没了的艳遇？有几个人会真的去打纠察？”
    《昔我往矣》是王甜为数不多的直面战争生活的作品，很精致，但偶然和机巧的东西太多，丧失了一部分悲剧力量。但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上，仍然显示了她的遒劲的笔力与独特的视角。野战医院的护士南雁与警卫排长罗永明在战地医院里相识并相爱，但罗永明随后便在尖角山战役中牺牲了。一直呵护着南雁的医疗队袁队长也在尖角山战役之后不久因踩中地雷牺牲了，但袁队长在牺牲前却把自己的丈夫师的副政委老俞和孩子交付给了南雁。就在老俞将南雁安排到留守处时，受了重伤的罗永明又被一个战士给送到了野战医院。罗永明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连南雁也不认识了。即便如此，南雁仍然拒绝了老俞而一心照顾罗永明。其实这个罗永明是他的哥哥罗永亮，罗永亮在养伤的过程中也爱上了南雁，于是他便隐瞒了真相，最终与南雁结了婚。老俞早就探得了罗永亮的真实身份，但老俞没有为了自己而揭穿罗永亮，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一份填有罗永亮名字的《将士阵亡通知书》亲手交到罗永明手中，并嘱咐他好好待她。几十年后，患上老年痴呆症罗永亮终于将真相告诉了南雁。王甜没有去着意批判罗永亮的自私，而是予以理解与宽容；老俞的宽厚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印象。
    经验与思想
    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完全依据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去写作，对作家而言，想象力永远都在经验之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那批“红色经典”的作家，之所以多数都是“一本书主义”，除了文化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就是囿于想象力的匮乏，他们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到了一本书之中，之后他们就不知道写作应该如何去延续了。王甜在谈到《同袍》的时候也说，“在原始一稿里，我太专注于个人经历，希望它像日记一样忠于自己曾经的集训岁月，从而否定了来自实际生活以外的想象。‘忠实’束缚了虚构的翅膀，小说囿于狭小的个体经验空间，无法纵身一跃。那又是一堂课——我告诉自己，要‘真实’不要‘忠实’，要‘体验’而非‘经历’”。《同袍》就是突破这一观念的成果。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思想深度的问题。长篇小说当然需要思想，但长篇还受到其他元素的重要影响；而中短篇小说里若没有思想作为支撑，就很难产生震撼性力量。王甜的中短篇小说虽然着力于人物内心最为幽暗处，并屡有令人惊艳的掘进，但思想力度的孱弱仍然影响了作品的质感与厚度。世界上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大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确乎得益于其对人类思想高度的拔擢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