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说有一股特别的力道。
    力道来自刀片一样锋利的叙事。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见出一个作家的高下，也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
    文西写小说不久，但叙事不凡。写小说属于新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文西的冷峻和冷酷，似乎不全部来自诗歌资源，文西的诗歌里还时不时会闪烁一点无关紧要的忧伤和怀旧。小说则有意隔绝了这种的潜在的忧伤。
    文西的叙事冷峻、狠辣、残酷，与同属楚地的湖北作家陈应松一样笔风狠辣、残酷，热衷于将情节推向极端，描摹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在文西的另一部小说《乔利的左眼》中，将一个四岁孩童的眼睛在一起意外中“夺走”，让孩童蕴蓄仇恨。文西的小说《被忽略和杜绝的》所展露的叙述调式，寒风凛冽而又丰盛繁密，呈前呼后拥的状态。对于一个90后新锐而言，现在自然很难说就是某种风格，或许来自湘西的缘故，叙事带着山石峥嵘、水路湍急的面目。
    小说《被忽略和杜绝的》的主人翁叫马铜，他幼年父母死于车祸，小姨靠卖身将马铜养大。在历史语境中，这会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其意味几乎朝向了《赵氏孤儿》，然而，在文西的手中，等到马铜活成一个青年，他却杀死了小姨。马铜是作为道德支配的刽子手杀死了小姨，他对卖皮肉为生的女人心藏怨毒。程婴为道义养人，做了该作的事情；马铜为道义杀人，却显得不合常理，不应该。马铜越怨毒，越是不合常理。
    瑞典作家哈里·马丁逊在谈论小说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应该明白，真实与事实就本质而言是相异的。”小说虚构的世界给人以真实感，但事实上，现实生活往往不是小说虚构的那样，虚构往往比事实更为真实。因而，持理想主义的作家们认为：作家要写出现实生活是什么样，更要写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应该”给小说带来真实感，同时传达作家对世界的态度。王安忆认为，失去了这个“应该”，作家比不上一架摄像机，王安忆自言是理想主义者，这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的写作信条。
    然而，现实带着天然的真实感，尽管它看起来甚至十分古怪。陈应松写《滚钩》，写挟尸要价，挟尸要价让人难以理解，但那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摹写的。文西没有按照生活“应该”是怎样来安排情节，而是将情节推向极端，马铜杀死了小姨。其实，陈应松和文西的写法反而更具备虚构的原始特点和本意，因为他们所写的，看起来更接近虚假和编造。暴戾积累势能，“应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向拙劣的现实一步步沦陷。生活的“应该”，本来是积极的、美好的，可是它在小说中不一定就带来真实感，这样一来作家要传达的内容弄不好就会成了孤芳自赏。
    可以说，理想主义者的写作和现实主义者的写作，都会面临巨大的关于“真实”与“事实”的挑战。我们经常强调小说世界中内在逻辑的重要性，以为除此，小说便会失去“真实”远离“事实”。而实际上，小说的背景和社会大背景是决定小说真实和事实的大主宰。小说内在的逻辑和人物的心灵的真实，在文本内起作用，但这也就够了。然而，小说的时代背景一直在小说真实和现实之间起制衡作用。
    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抛开时代背景，决然不能成立，所以当人们读《狂人日记》便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狂人日记》提供狂人眼中的生活意象，以异像的方式呈现，最后激发读者去反思。《被忽略和杜绝的》也是这样，写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沦落为被忽略和杜绝的，同样应视作当代中国人群的精神疑难。文西笔下的马铜，偏执、病态、沉默，心里藏着一头狮子，身上有几分楚地的巫鬼气。马铜和为沉积的暴戾所伤的小姨被人忽略，值得反思，而被杜绝的更是蕴藏着繁复芜杂的内容，更值得厘清和反思。
    譬如，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留下了歧视妓女的争议；女作家安妮·普鲁克斯的小说《断背山》则写出了爱的美与力度。因而，文西的小说对妓女境遇的书写体现90后一代新人的思考：在一个站在更高位置俯瞰人群的人眼中，他们应该处在什么位置？怎样才可以不异化为马铜那样的暴戾者？《红楼梦》中贾宝玉那样的人物，同情弱小女佣，而且是双性恋者，可是却拥有清洁健康的心灵，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所强调的“应该”，因而对于贾宝玉，很少有人反感，但他依旧要戴顶“混世魔王”的帽子。
    更称得上“手术刀”的作家鲁迅，也是永远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写《祝福》时，鲁迅写祥林嫂的愚昧，写鲁老爷们以道德杀人，也写知识分子“我”这个次要人物一边同情祥林嫂一边充当鲁镇人的同谋，鲁迅的怀疑精神和反讽态度深沉彻底。文西这部小说想象力迸发的部分，是马铜杀死小姨后到一家以尸肉为食材做特色菜“半月宴”的餐馆打工。尸肉，是人们最喜欢的一道菜，这是荒唐却传神的隐喻，这也是魑魅魍魉世界最贴合的虚构。餐厅老板叫钱厚，一个冷酷阴鸷的人，给五天没有饭吃的马铜一个工作岗位，然后让马铜成为盗墓窃尸的同伴。
    马铜作为一个受道德支配杀人的刽子手，何以成为窃尸者？马铜不是一个会报答钱厚赏饭之恩的人，他甚至不报养育之恩，养育他的他深以为耻，一口饭他却不得不吃。他浑身储蓄的是暴戾，过剩的道德感和无法维护道德的生活，集结为活下去的难题。
    或许文西的小说过于残忍，过于虚构，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笔触如此凌冽，仿佛20多年前的余华，《现实一种》也是这样的暴戾和冷酷。而近年来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竟然更为无情无义，超过小说的残忍和残酷：多位广东保姆，连续毒杀若干病床上的老人。广东的杀手保姆，用农药炖肉，那些老人竟然能吃下去，只能说老人是避开子女假他人之手结束生命；湖北京山县，90%的老人是自杀身亡，京山老人把死亡当做更好的归属，这显然出于对生的绝望。没有情义来挽留的生，是了无生趣的。生存之困已然蓄积为暴戾之气，小说家何为？需要鲁迅般“正视淋漓的鲜血”，当然也也需要汪曾祺般“人间送小温”。
    年轻的文西选择一条艰辛而苦飒的小说之路，在我读到有限的作品中，才气凌冽逼人，叙述更是刀片一样犀利残忍，这篇小说在追求孤冷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有机的物质，这当然是作家可以追求的，也许在品味够孤冷之后，是否会将刀片换作其他的器械，比如剑器，涉及到的距离会大些，而且剑作为利器之外，还可以表演舞蹈，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冷，热，温，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个人的趣味，还是喜欢温，“人间送小温”当然好，能不能送到是作家的能力和影响力，至少，温暖了自己也是抵抗寒冷的一种办法。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月号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