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科发展史的梳理是任何学科建设都回避不了的课题，教育学自然也不例外。学者群对教育学史的梳理早已发端，但其触角始终没有完全延伸至20世纪上半叶。关于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的发展脉络，已有的著述、文章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或断章取义，缺乏对其全方位的考量。时下，这种状况将成为昨日。侯怀银教授著述的《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便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脉络的全方位审视。
    该书将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1901年到1915年是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初现阶段，从1915年到1927年是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从1927年到1949年是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在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三个阶段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密切关联的。在此意义上，与其将三个时期称为三个阶段，不如将三个时期看作是一个“连续谱”。以教育学中国化为例，在经历了前期的适合国情意识的萌发与中期的“教育学中国化意识”的显现之后，后期之“教育学中国化”的具体提出水到渠成。在揭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连续谱”之后，作者鲜明地阐明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质，即“教育学发展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学与术的关系”以及“教育学的发展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三者的合力使然。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学中国化”的内涵沾上了一些时代的要素，但只要理清其间三者的“纠葛”，复杂的“教育学中国化”母题将不再复杂。
    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发展之“连续谱”上，作者抓住了其他三个最重要的音符——教育学的科学化、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以及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成。作者在解读上述四个“音符”之时，着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学著述中寻觅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反思和结论。以作者对“教育学的科学化探求”的分析为例，该章节内容以“教育学科学化思潮的形成”为逻辑起点，在“教育学科学化的探求”上花了大量笔墨，交代了“教育学科学化”的三大表现，即“教育学就是一门科学”、“教育事实是教育学唯一研究对象”以及“科学方法是教育学的唯一研究方法”。此章节以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反思为最终落脚点，侯怀银教授作出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四点反思：其一，科学理性是教育学的必然追求；其二，教育学不能科学化；其三，教育学研究不能把教育价值排除在外；其四，教育学不能把科学方法作为唯一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教育学科学化的思潮“卷土重来”，如果早一点对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科学化思潮进行反思的话，几十年后的“穿新鞋走老路”之境遇也许会“低调”消逝。21世纪，教育学科学化思潮的“卷土重来也未可知”，谁能保证学人不会再次掉入教育学科学化那个怪圈呢？读史使人明智，察古可以知今。作者不辞艰辛考证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发展脉络的“良苦用心”大抵如此。
    黑格尔说过，一切哲学都是哲学史。循着这样的逻辑，一切教育学都是教育学史。在此意义上说，任何教育学人都不能跳过教育学史。《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一书有史有论，考据到位，借古喻今，该书必将成为教育学史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王晋）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侯怀银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