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近年日益受到社会全方位的关注，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张学东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小说《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上海文学》2016年第11期）中，他将目光投向了家庭教育问题。
    小说构思新颖，叙事独特。作品没有正面描写人物，而是采用一种“道听途说”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使故事有碎片化的痕迹，可每一个碎片里都包含着主人公成长的轨迹。这些碎片犹如拼图一般，经过张学东的精心拼贴，还原成一幅完整的故事画面。小说主人公张杨福贵是一个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性格内向、情感脆弱，一直生活在父母为他设计好的生活模型之中，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学毕业后无法忍受父亲为他找的工作，便辞职闲散在家，虚度光阴。父母希望他考公务员光宗耀祖，他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喜欢摆地摊做小买卖这样的营生方式，可父亲觉得太丢人了。在摆地摊时，他意外地收获了爱情，喜欢上了有过婚史的岚岚，这段爱情显然得不到父母的认可。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交往把岚岚大骂了一通，此后张杨福贵变得死气沉沉，如行尸走肉一般。张杨福贵的母亲还请了法师驱邪，甚至用迷药骗岚岚与张杨福贵同床来冲喜。父母的这些行为让张杨福贵万念俱灰，于是最终选择了以死亡来结束这种牢笼生活。
    小说凝聚了作者的忧虑和思考，也对主人公报以深深的同情。首先，小说提出了“谁之罪”的问题。张杨福贵最终坠河自杀，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这一切好像应该由他的父母负责，他们让儿子一味地躲在温室里，一旦走向室外，面对风吹雨打，便一蹶不振。张杨福贵本人有没有错？17年的集体生活，却没有学到一点自立的能力，作为一个成年人，整日沉溺于网络游戏之中，从不想着为父母分忧。深究的话，畸形的教育体制应该是罪魁祸首。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教育评价体制下，众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惟独没有“望子女成人”的。
    其次，小说引出关于家庭教育“怎么办”的问题。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到，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他希望父母能赋予孩子宽松、健康的成长空间，把孩子当作“缩小了的成人来对待”，尊重孩子的独立和“异想天开”的创意。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张杨福贵式的悲剧，看来，在当下，依然需要“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
    小说所塑造的父母形象值得深思。张杨福贵的父亲是一个父权思想极重的人，爱在孩子面前发脾气，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母亲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家庭妇女。可以说，父母的言行举止在张杨福贵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的专制，母亲的纵容，张杨福贵处在家庭教育的两个极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他能健康成长吗？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意指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与之类似的，中国父母习惯用一种所谓爱的方式来绑架孩子们的自由与天性，而这种方式无异于温水煮蛙，最终使孩子完全失去自立的能力。张杨福贵最终选择死亡来摆脱父母所谓的“爱”，这样的结局无疑给当下父母敲响了警钟。这正是张学东试图通过这部小说所达到的现实效果，当然，对于这样惨痛的教训，除了体现出作家的人文情怀之外，更多透露出的是作家对于现实的无奈和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