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 张悦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岁，以青春的书写起步，走到今天，张悦然以更丰沛的感受，书写更深刻的成长。
    新作《茧》，主角不再是少年，叙事也不再仅仅停留于青春，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传递“80后”对父辈、祖辈历史的了解、理解和沟通，这既使作品的格局变得纵深、开阔和辽远，也让当代历史深思的坐席上有了“80后”的发言人。
    书中20余人不同时代的青春，层层追溯，同辈、父辈、祖辈……三千里路的远，远不过成长的曲折。
    读书周刊：今天距离您上一部长篇小说《誓鸟》已经过去将近十个年头了。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几乎可说是最好的年华。为什么这么“奢侈”地用十年时间来写作这部《茧》？
    张悦然：确实有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2006年写完《誓鸟》后，我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放慢脚步，在那之前，我已经出过三个长篇了，关于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特别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有比较完尽的展现了。过度的表达，其实是对青春的一种透支：好像还没有完全长大，就已经沧桑了。
    所以我就慢了下来，但也没想到会慢了这么久。
    读书周刊：那么，《茧》的故事是怎么撞进您心里的？
    张悦然：其实这个故事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我弃医从文，其实我父亲也是弃医从文的，他出生在医生世家，但从小热爱文学。1977年恢复高考，他决定去读大学中文系，为此而辞掉了在粮食局车队开车的工作。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份相当令人羡慕的工作。我甚至一直怀疑我妈当时答应做我爸的女朋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爸让她特别有面子，每次把车停在她和她的闺蜜面前，然后把她带走，很拉风（笑）。
    但他想写小说。他以为大学中文系是教人写小说的，后来发现自己上当了（笑），所以他后来坚决反对我读中文系。
    中文系不教写小说，我爸就自己写。那是1978年，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上海的一家杂志社，这是他第一次投稿。小说是根据他童年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写的。那时他住在医院大院里，隔壁楼有一位医生，是他很熟悉的一个叔叔，在“文革”批斗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植物人。凶手是谁，始终没查出来，也许就和我爸住在同一幢楼上。我爸每天都想着这个事，就把它写出来了。
    没多久，他收到录用通知，编辑还夸他写得好。但又没过多久，他收到编辑的来信，上面说：“这个小说的调子还是太灰了，我们可能暂时没办法发表。”
    一场空欢喜，我爸就把退稿扔到了抽屉里。他说他后来又写过别的小说，调子也很灰，都没能发表。在他那个年代，恐怕他也写不出什么明亮的东西。
    后来他就毕业留校、教书，我就出生了，他的书桌被婴儿床代替了。他没有再写作。
    如果不是我从事写作的话，他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这个故事了。有一天，他跟我“嘚瑟”：“你知道吗，我也写过小说的。”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这个故事。
    读书周刊：故事是在听到的那个瞬间就打动您的吗？
    张悦然：没有，其实我当时特别失望，觉得没什么特别精彩。
    可是，一天一天的，我发现这个故事来到了我的心里，我不停地思考：在那个医院大院里，那些人的后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不会相遇？会不会相爱？
    渐渐地，这个故事成了我必须要写的、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东西。
    决定写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去做了一些调查，查阅那起凶案留下的所有记录。我也回到了那家医院，那家医院也正是我出生的医院。在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植物人还活着，可能就在我隔壁的某个病房里。也就是说，我们曾在某个时间离得特别近。
    在写的过程中，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这个植物人微笑的脸，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他。
    写下这个故事，对于他、对于他的家庭，也许无太大的意义，因为不会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对后代的人来说，特别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从坍塌的精神废墟上去重建精神世界。
    读书周刊：这是一部可多角度解读的小说，关于爱，关于罪，关于救赎，关于父辈。
    张悦然：小说里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分别承担着祖辈和父辈的爱与罪。在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对于那是怎样的爱与罪并不清楚。我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去寻找和发现。小说以他们的成长为线索，时间不断推进。但事实上，还有一条隐含的线索，是反向的，逆流而上，回溯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到了后来，随着主人公一步步走向事件的核心，我渐渐看清了他们所承载的爱和罪的状貌。
    在寻找父亲的故事的过程中，李佳栖交付了自己全部的热情，但它却无法兑换成任何实质性的爱的经验。父辈的历史如同五光十色的好莱坞片场，而她是一个在场外绕圈的无名演员。而在她自己的生活里，她倒像个旁观者，缺乏参与的热情，被真挚的爱情包围，却毫无觉知。
    另外一个主人公程恭，则已经在和恶龙的缠斗中，变成了一条恶龙，开始碾压那些他认为比他更卑微的生命，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择手段。
    这就是我的两个主人公的处境，他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中，一个被掏空，一个被腐蚀。小说写到这里，一度停了下来。如果说，这个小说是两个我的同代人同历史的阴影这一无形黑暗力量的一次角力，那么到这里，我的两个同代人已经完败。
    但我没有就此结束小说。我又带着它生活了一些时间。完败之后的李佳栖和程恭，还要继续活下去，还会遇到新的人，还会得到新的启示。砍伐过的树木，只要根系没有断，还会长出新的枝桠。当我往下写，才意识到角力的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坍塌以后会不会有一场重建。接近尾声的时候，陈莎莎和殷正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对于程恭和李佳栖来说，可以算是一次挽救和松绑，也是照亮这个小说的一盏灯。
    一些希望好像被注入了小说。但这并不是我的努力，而是生命的魔法，时间的意志，失败上也会长出希望。
    读书周刊：处理父辈和自己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比如鲁迅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
    张悦然：因为我在很多小说里都会写到父亲，所以，我和父亲的真实关系常常备受关注，大家会问，你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父亲挺正常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挺优秀的人，和小说并无多大的关联。
    小说中的李佳栖，很想把爱放在父亲身上，但父亲对她的爱一直没有回应。这个象征着权力、代表着束缚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崩坏的、孱弱的、摇摇欲坠的父亲，女孩没有办法把爱安置在这样一个父亲上，这个父亲没有办法让她站稳。后来父亲死了，女孩沿着父亲的道路，追溯父亲的历史，重建了一个父亲，重建的父亲特别高大，她终于可以把她的爱放在这样一个父亲身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假象，是不是一种谎言，但把爱放置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和父亲的一种对话，一种和解。
    张悦然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葵花走失在1890》《誓鸟》等清新之作，靓丽文坛。在新概念获奖作家民意评选中，被评为“最富才情和最受欢迎女作家”，亦是迄今为止唯一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华语作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