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两德的分裂是德国因为奥斯维辛而承受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奥斯维辛确实是被工具化了——东西德的分裂不是因为奥斯维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害怕德国。
    
    马丁·瓦尔泽在朗诵自己的作品（供图/歌德学院）
    继8月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来华后，9月中旬，德国重量级作家马丁•瓦尔泽也来到中国。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德语作家之一，瓦尔泽曾和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轮番执掌德国文坛。格拉斯去世后，瓦尔泽成为德国文坛名副其实的“文学君主”。迄今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的他，也拿了二十几项文学大奖，德国有名的文学奖更是一个不落。有人评价，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9月18日下午，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大堂，腾讯文化记者见到了瓦尔泽。对于中国媒体轮番轰炸似的采访，第三次来华的瓦尔泽大概已经见怪不怪。但长时间连轴接待我们这些“各异的头脑和古怪的意见”，89岁的他还是流露出了一些疲态。
    而造就这种疲态的原因之一，或许还有那些针对他的形形色色的误解。于是顺势，腾讯文化记者将“误解”作为这次简短谈话的主题，以此厘清一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不靠谱意见”。
    扭头不看奥斯维辛画面，不是在回避
    腾讯文化：对于像你这样完整经历过纳粹的最后一代人，“奥斯维辛”是不是一个被强加的文学主题？怎样去应对这样一种文学上的“时代遗产”？
    马丁•瓦尔泽：奥斯维辛本身不是一个文学主题。对20世纪的每个德国人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衅，或者说，是他们要克服的一个挑战。
    1964年，德国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在法兰克福主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审判。我去参加了这场审判。我说我必须到现场，对在奥斯维辛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亲身了解，而非仅仅通过报纸或电视。
    亲身经历这次大审判后，奥斯维辛就成了我作品中时刻存在的一个主题。为此，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创作了一些话剧作品。歌德42岁时，在法兰克福为他的朋友们热情洋溢地朗诵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莎士比亚没有尽头》，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奥斯维辛的文章，借用了歌德的这个标题，叫做《奥斯维辛没有尽头》。
    
    奥斯维辛审判现场
    腾讯文化：关于奥斯维辛，你的两个观点流传较广，一是你对奥斯维辛的公式化和被工具化不满，一是你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人屠杀纪念碑。此外，流传较广的，也包括你对集中营画面扭头不看的传闻。这是否会造成外界的误解，即你在回避？写作时，如何应对盘桓在这一主题上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
    马丁•瓦尔泽：奥斯维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德国社会对于奥斯维辛的讨论，在过去50年间一直都在持续，大家也都能去直面这段历史，这没有任何问题。但你提到的这两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或纠正一下，因为后来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媒体的断章取义，产生了很多误解。
    首先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被工具化”。它一定要加入一个背景，即我强调的，应该以历史的维度来看待德国。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两德的分裂是德国因为奥斯维辛而承受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奥斯维辛确实是被工具化了——东西德的分裂不是因为奥斯维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害怕德国。我们不能什么时候都拿奥斯维辛当借口。
    第二个误解，就是关于这个“扭头不见”。我们的电视上经常会播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可怕的场景，我说我不能看这样的画面，扭头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因为太悲惨了。这就好比电视上如果正播美国人在越战中枪杀当地人，我也会扭头不看一样。并不是只因为出现奥斯维辛我就扭头不看。
    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看。我相信这是人性的本能，但没有人敢说出来，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坦率地说出来。我这么说了以后，很多人出于维护道德的需要，就开始说“你完全不把奥斯维辛当回事”，但我其实只是在讲个人感情接受的方面。
    德国人往往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喜欢盯着别人，认为别人不能不把奥斯维辛当回事，却不在乎自己怎么看，也不做自己的道德评判。
    
    马丁·瓦尔泽（供图/歌德学院）
    小说针对的是“批评家”，而非“犹太人”
    腾讯文化：在小说《批评家之死》中，主人公原型是德国著名的评论家拉尼茨基，小说里也表达了对批评家的不满和讽刺，而拉尼茨基的座右铭恰恰是：“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这本书在当时似乎也引发了很大的误解。在作家于批评家之间，你认为存在一种近乎古老的敌意吗？
    马丁•瓦尔泽：作家和批评家并不是互有敌意的一对职业。每次我的书出版之后，如果能读到别人的批评性文章，我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满足。一个作家听到的全都是赞美之词，那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你从中没办法获得任何滋养——只有在批评中，你才能知道哪里还可以改进。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他们的评论性文章能够彻底毁掉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比如你提到的拉尼茨基。
    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我面对的最强大的一个批评者就是拉尼茨基。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在爱的彼岸》，拉尼茨基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文学的彼岸》。在这篇文章里，他直言我的写作水平太烂，“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并要求将我彻底地踢出文学界。但我始终没把他作为一个敌人，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对手。对于我来说，这种经历就是作家身份的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你写书，他就有权利评你的书。
    被拉尼茨基猛烈批评的作家不只是我，还包括君特•格拉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等等。他们的作品也都被他狠狠地批过，但不同的是，其他人都没有正面和他对抗，而我却把他写进了小说《批评家之死》。但我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并没有怀着恶意。我塑造的这个形象要高于他的原型，我甚至把他塑造得有点伟大，几乎是拿他和肯尼迪、斯特劳斯这样一些了不起的政治家相比的。
    这部小说引发的反响是疯狂的。拉尼茨基是一个犹太人，我因此被指责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因为在小说中，我没有一个词是针对他的犹太人身份的。我只是针对他的批评家身份，将我们两人之间的往来做了一个友好的清算，但所有人的理解都是：你在针对一个犹太人。（无奈摊手）
    
    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
    腾讯文化：类似这样的来自评论的误解还有哪些？除了将评论家作为原型直接写入小说，你还有哪些方式来化解这种误解？
    马丁•瓦尔泽：也许我可以跟你聊聊我的另一本小说《恋爱中的男人》。在此之前，在我的几部长篇小说里，男性角色都比女性角色大二十几岁，我安排他们相恋。于是有很多女性评论家就纷纷撰文批评，认为我的这种人物设置是典型的男权主义思想，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诸如此类。
    于是我想，那我写歌德好了，歌德是一个很好写的人物，而写他恰恰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深层需要。于是我写了《恋爱中的男人》。在小说里，歌德74岁，他爱上的女性乌尔莉克才19岁，两人不再是相差二十几岁，而是相差五十几岁。
    尽管这么大的年龄差确实注定这不会是一段幸福的爱情，但小说出版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女批评家批评我“男权主义”，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太好了。（笑）
    
    马丁·瓦尔泽（供图/歌德学院）
    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
    腾讯文化：这次你来访华，也带来了新作《一个寻死的男人》。在标题上，它确实让人想到了《恋爱中的男人》。而小说的书信体形式，则继承了你的另一部爱情小说《第十三章》。都是讲述老男人的爱情故事，如果说《恋爱中的男人》处理的是老男人的精神恋爱，那么在《一个寻死的男人》中，会涉及恋爱中的肉体叙事吗？
    马丁•瓦尔泽：书信体的长篇小说，其实在文学史上是常用的体裁，但18世纪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过以书信为主的长篇小说。这是我的一个尝试。今天的阅读环境，对长篇小说来说已经很艰难了。在今天，更多的爱情小说充斥着色情、诱惑、性欲的描写。
    在我的书信体小说《第十三章》中，我也曾经构思过是否让男女主人公见面，但我觉得如果见面，就没有办法写下去了，所以就继续让两个人不见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而不去宾馆。但《第十三章》出版后，接受度特别高，我感到很高兴，但也非常吃惊。我去统计了报纸上的公开书评，有75篇文章是赞扬的，只有5篇认为写得不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德国的文学评论能力还是很好的，虽然这种书信小说构造出来的柏拉图式爱情模式，不见得很符合现代社会现实，但这种爱确实还是被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我想强调的是，我之所以从事写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还不够好，我希望在创作中写更好的生活，希望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我是追求美的一个作家，你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美化型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