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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VS唐颖:怀着紧迫感讲述故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收获》微信公众号 唐颖张英 参加讨论


    
    作家唐颖
    
    张英  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图书总监,现任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
    张英:谈谈你的小说观,如今在文体、结构形式等走到尽头,重返故事是唯一的选择吗?故事对小说重要吗?在生活中,写作占据着你的何种位置?
    唐颖:相对于影视类,小说创作似乎宽松得多,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除了审查,影视创作者也同时被投资者控制。因之,回过头来看看小说,觉得这里简直是一片乐园哪。人们在说小说受到漠视,但我觉得它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我想说,对于我的小说,故事从来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心里栖息着各等人物,那些令我难忘的男男女女,可我一直等到有了合适的故事,才会让其中的一些人出场,你也可以说,故事是我所关注的人物的载体,他们的个性必须在故事中展开,而故事本身绵延曲折的进展,出人意外的转折,不可预料的结局--进展、转折、结局--故事的戏剧性具有了象征意义,因为我已经从中感受到人物命运的内在节奏。是的,我常常被生活中的故事激动,并产生写作冲动,然后又企图编织故事去激动读者。
    勿庸讳言,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有读者,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晦涩的,我希望他们能毫无阻碍地感应我的内心,我会在乎他们阅读时的感觉。但这只是表明我的写作有所顾及罢了。就我的写作风格来说,我更擅长叙述故事,可我又不想得心应手地写下去,我仍然在寻找新的合适于我的叙述方式,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创作者,“得心应手”也是创造力萎顿的开始。
    写作是我生活的部分内容,我觉得重要却没有因为它而放弃什么,就这一点,我是个平庸的写作人,难道我想面面俱到吗?好像又不是。你看,我的日程表中写作的时间很少,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已经很顺利了,那是在手头有东西写的时候,有时候,两三个月都在“不写”,然而,“想写”的感觉却跟着我。对于我,有“写作”的愿望,比“写作”更有意味,生存意义因为它而有所提升,这种说法好像很空泛。确切的感觉是,当我进入写作状态,便开始远离现实,是的,我找到了远离现实的方式,感谢上帝,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
    张英:你曾说到中文系不是你理想的专业,但你的写作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从你作品来比较,早期作品比较单纯朴素,到了《不属于我的日子》,这种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世界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不可和解的地步。但到了《随波逐流》,仿佛你已经无奈地同现实世界达成了某种妥协,而这几年的小说,从对形式的刻意到对故事的刻意,以及注重感觉、细节、氛围的营造,你的写作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对此你更多是基于哪些考虑?
    唐颖:说些题外话,你一直很推崇《不属于我的日子》,这篇发表在95年《钟山》讲述残酷青春的小说,却是在2016年的今天被民营电影公司青睐,这家公司不少八零九零后年轻人,她们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和深切的感受力,令我感慨,想来当年小说先于时代一步而不被关注,“不属于我的日子”,也是我的写作生不逢时的感觉。98年我在上影厂任职剧本策划时,上影的某位与我同龄的领导对我说过,你的小说,都可以改编电影,但要在二十年后。《随波逐流》97年在《收获》发表后,北京有五家影视公司来谈改编,虽然这是一部非常上海的故事,其中一家公司的策划是沈芸,她索性带了律师住到我家附近酒店,我把小说改编权给了她,却没有通过当年的审查。最近听说关锦鹏导演非常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但在如今的商业影片大行其道之时,这类文艺片是否能获得投资人支持呢?
    说到写作的变化,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这种改变是不自觉的。有些是技能上的进步,从叙述的青涩到圆润,写作过程也是练笔过程,从最初写作到现在,我一直在为“怎么写”而努力,我在进步吗?但是,单从数量上看到的是,多部作品后面是多年的时间,也就是,我的生命也在成长,或者说,我的生命正在流逝,这种感觉很悲哀。生命的基调变了,创作的基调也在变,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
    张英:看得出,你对人的物欲、情欲要求一直是持肯定的态度,然而,关于这个话题却总是频繁受到指责、批评,你能否谈谈个人看法?
    唐颖:是“肯定”吗?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诉人们,你得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欲望本是社会前进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国文化制约,在直面它的时候,已经有了道德态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说有“警世”作用,我希望能客观地描述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经常需要选择,为了一些在旁人看来是卑微的愿望,他们舍此取彼,让心灵饱受煎熬,这一刻的人性最丰富。也许,个体生命太渺小,和时代的大而化之比起来?可却让我看到自己的写作价值,描述这一个个渺小的个体生命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这也能称为追求。我想说,没有选择的人生是不人道的,这便是我对我笔下人物的肯定。
    张英:你对一度流行所谓“女性写作”(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和那些作品有何评价?
    唐颖:Feminist也常被译成“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听起来比较冷静,而不像“女权主义”那么咄咄逼人,是吗?记得好些年前,我读过一组女作家的文章,是讨论关于妇女问题,她们几位上来第一句便是,“我不是女权主义。”我是什么感觉呢?感觉是失望(失望是温和的说法),在一个文化传统如此男权的社会,女作家们纷纷要和“Feminist”脱离干系,是不是个可悲的现象?
    在中国,曾经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是被体制规定,而不是文化上的觉悟,因此一到改革开放,各种形态的生活都可以出现的时候,整个社会在某些方面竟出现了倒退,即体现强烈的男权化的倾向,只要看看各种服务行业对年轻貌美女子的需求,便会发现我们这个东方社会的本色。
    苏青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小说《结婚十年》和同时期发表的随笔,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她的女性觉悟是从经验获得,比起同时代的左翼女作家,她与男权社会的对峙是自发的,孤立无援的,也因为此,苏青更让人难忘。是的,比起张爱玲的世故冷静,率真热情激烈充满身体活力的苏青更有女性魅力,可悲的是,她的精神早已先于她的肉体死寂,她才是最寂寞的女人啊!
    张英:你相信爱情吗?在你的笔下,爱情仿佛不存在,总在毁灭、粉碎,今天你已经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你感到满足、幸福吗?
    唐颖: 毁灭、粉碎,这常常是爱情的结局,当然,这证明爱情是存在的,只是结局不够好罢了。然而,任何好结局都是庸俗的,文学是悲声的场所。在这个粗鄙的时代,爱情显得多么脆弱、不堪一击,当然这还是在大冲突到来的时候,它的消失还有眼泪做祭奠,有悲剧的仪式感。而日常生活也就是“现实”这把钝刀,更是爱情的天敌,你甚至毫无痛楚,而情感已经变质,或者说在被“现实”磨损、消耗,是的,爱情是美的,而生命中所有的美都是转瞬即逝无法把握,你说得对,这几乎是我所有小说的主题。我悲观吗?然而,这不正是我的写作动力?
    至于我个人生活,如何能用“满足”“幸福”这样的词?这样的词似乎只属于媒体上的明星,是她们摆pose时的基本状态,当她们在向天下告白自己有多幸福时,我竟为她们感到忐忑。我和我周围的人一样,是一群生活在挫折、失败、和不间断的伤害中的生命。可日常生活的琐碎、麻烦,使你连这样消极的情绪都无法聚积,你会变得无情无绪,麻木不仁,我必须通过写作抗拒的状态。
    张英:你说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我理解是你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物质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写作资源,但在更多的表象背后,生活不是很简单甚至单调吗?你的这种写作观能够坚持多久?
    唐颖:我并没有简单、单调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能感受生活的丰富性。种种生活表象给我更多的是体味、感怀,获得的是对生命本质的醒悟,事实上,我的写作不仅是从“目前状态”获得资源,我也从记忆中获得,我以今天的目光去审视过往,新的故事又涌来了。
    张英:也许我的感觉不太准确,在你的部分小说中,人与物的对比仿佛颠倒过来了,在巨大的物的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和卑微、软弱,人的精神没有力量,在物的面前粉碎、被击败,当然小说家展现人在欲望中的挣扎过程,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唐颖:我的小说给你这样悲观的感觉吗?可我对这个问题看法并不悲观,我曾和另一位评论家陈惠芬讨论过这个问题,经济起飞带来消费时代,必然产生物质主义的一代,这听起来是负面的,对于我却有更多的正面的意义。因为,我是在文革中成长,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群体,堂而皇之的理想后面,是残暴的兽性的张扬,消费时代也是更个人化的时代,表明了某种无所不在的个人选择,是对群体化意识形态的消解。今天人们对于物质的巨大热情,是对于当年匮乏的补偿,也是人性受压之后的反弹,这种物欲的需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人们必然在沉溺中失却自己,又在挣扎中找会自己。人的精神是在与自己的抗争中变得强大。
    然而,人的确又是渺小的,和时代的潮流相比,过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经济潮流,你永远无法选择你向往的时代,你永远有生不逢时的感觉,要说悲观,这才是我的悲观。
    张英:你曾说过,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更自由了,表现视野更开阔了,文学不再是文化人的文学,而是大众的文学,这是否表明你的写作立场和态度?你部分小说场景似乎总发生在酒店、写字楼,即白领阶层,这是否是一次有策略的时尚选择呢?这种写作仿佛已成为文坛的流行时尚。
    唐颖:我却是觉得文坛对于今日城市生活的表现还远远不够,以今日生活的开放度和丰富性。是的,新生活的开拓性已远远超过了文学。所谓开放,并非是你展示了多少“性”或者“暴力”,而是你对人性不同层面的揭示,人性中有多少盲区在新生活中转变为新的危机,文学对此的探索还刚刚开始!
    文学一旦进入市场,文学的价值取向也不再由圈内权威舍取,有时候你觉得它好像堕落了,看看图书市场对严肃文学的排斥和充斥的畅销读物,但,这正是文学冲破禁忌的时候,在经过了饥不择食的阶段,人的口味才会高尚起来,而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也同样会延伸到文学。
    关于我的小说题材,事实上,真正以酒店或写字楼为背景的所谓“白领小说”只有三部《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告诉劳拉我爱她》,大部分小说,包括我自己认为更重要的那些小说,如《随波逐流》、《无力岁月》、《糜烂》、《不属于我的日子》、《冬天我们跳舞》、《纯色的沙拉》、《寂寞空旷》、《阿飞街女生》、《当我们耳语时》、《名媛》、《初夜》、《如花美眷》等完全不是白领题材。让人产生错觉,是否因为我写过的所有故事都是城市背景,我的主要人物都是上海女人?
    在城市生活久了,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男人都是匆匆过客,女人却从容地安营扎寨,施展在光怪陆离的舞台上,成了主角。城市充满了各种诱惑,城市女人的路途也充满了陷井,没有比今日的城市女人更有危机感,她们在暗礁遍布的洪流中沉浮的过程是最有生命力的华彩段。而上海是城市的经典,有过辉惶的过往,之后的没落与颓唐,从这儿走出来的女人先就有了沧桑气息。
    张英:谈谈你喜欢、受过他们影响的作家。能否谈谈张爱玲?我觉得你们两人的作品有某些共同的艺术特怔。
    唐颖:几乎是整整两个世纪的西方作家影响过我,不仅是在写作上,也是我青春期时需要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列举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写作上给我影响的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的叙述方式,便是模仿米歇尔·布托尔的《变》。
    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是在1984年。张爱玲小说的深刻与尖锐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后才能感受,她的小说没有诗情,没有乌托邦,几近于豪华的文字讲述的却是一个腐烂的人生,这样的小说如何能让一颗年轻的心去获得感应呢?年轻便是诗意盎漾、充满期待、毫无戒心,张爱玲的洞察力是对“年轻”的打击。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以上海女人作为故事的主角,上海这座被西风熏染的城市,五十年来是在瓦解中,然而某种特质却从血液、或者说是遗传中保留下来,就我的认识(可能是偏颇的),上海的个人生活一直要比上海的文化生活更有前卫性,即便是在专制的年代,上海的某些人群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其个人性,逃身于时代的洪流,上海人对环境的险恶感是比任何人都强烈。即便今天已经进入开放的年代,上海的文化也远比经济来得落后和保守,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活的覆盖力量总是更强大。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时代,同时,却是怀着紧迫感讲述我需要讲述的故事。
    【访谈于2016年9月经过补充修改】
    
    唐颖,上海出生,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出版中篇小说集子《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长篇单行本《美国来的妻子》,《无爱的上海》,《阿飞街女生》,《初夜》,《如花美眷》,非虚构长篇《加油小子――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小说《红颜》曾被改编为电影《做头》,由关锦鹏监制,关之琳、霍建华主演。长篇小说《上东城晚宴》刊载于2016年第5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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