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是一个纪录。现在他写得更为自由洒脱开放，完全致力于创新和理想，拿出的作品也更为大气，《大国商帮》即为明证。
    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他开辟了新的“思辨体”报告文学创作道路，作品通篇充满思辨，呈现出全新的文体面貌。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体对他过去的写作有所叛逆，不再那么看重形象的铺陈，可谓中年变法。
    他当年的成名作《没有家园的灵魂》里第一句话是“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一封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这是由形象进入的，通篇不离具体的写照。而《大国商帮》的第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海洋的力量。所以，‘沿海’这个词在当下语境里意味着开放、先进与繁荣”——这是由思想进入的，并不大诉诸感官。读者仔细读，会意识到这两句话里已经寄托了作者对“海”的许多感受。
    现在许多报告文学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思想，弄得它们与长篇报道不分彼此。杨黎光当然是善于驾驭形象的，早期作品在描写上堪称典范，已经玩熟。至于思想性，对于有些作者来说，似乎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只能靠采访填充内容。在这当口，杨黎光开始力推思辨文学，是一种对潮流的反拨，与庸俗报告文学分清了泾渭。
    这种界限不是在作品中有多少议论——议论是轻易的，许多作品也在大量堆积事例后谈论着作者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不过是重复着现成的论断。《大国商帮》并非如此，从通篇立意到局部阐述，它都在说别人不曾说过的话。杨黎光属于写不出自己的思想就不写的作家，从早年写王建业开始就是如此。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只写由甲方确定的题材，由此保障采访条件和经济收益，当然，同时也需承诺去说别人的话。杨黎光则很少接受这样的写作任务，他首先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自由。因此，思辨体首先是自由的文体。
    这是一部写商帮的作品，而一地商帮与大国命运的联系，是作者独特的发现，也是他写作的理由。在他之前，人们并没有真切认识到粤商曾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读过此书，人们如果明白了为何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必定在广东；孙中山的背后，若没有众多商人为后盾，他便不可能支撑，杨黎光就没有白写。
    除宏观史辩外，《大国商帮》每章每节都充溢着作者沉静的思考和设想。如他认为粤商是“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辛亥革命是“商人的革命”，粤商与晋商、徽商之间有质性的差别，买办开创了粤商新时代等，都给人带来深刻启示。有些段落显示着作者的睿智，如他分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语，认为此语恰好表明，长时期里国人的确认为领土只包括土地，不包括海洋，而这种意识最终导致了近代史上中国的落后挨打。这种分析，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颇有趣味，显示了作家不俗的眼光。
    思辨体只是报告文学的一种，但思想性却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需要的，是区别作家高下的重要标志。粤商这个题材，杨黎光来写，与别人来写，差别上最终不在史实的详略、材料的多寡，将更在于穿透的深浅。书中，作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朱元璋实行海禁是必然的，因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农民；由农民统治的国度，不可能自觉走向现代化。这种判断就是很有概括力的。很多年后，中国也曾有过“工农兵学商”的时代，把商人放逐末端，于是再次导致闭关自守，究其原委，也同样是农民世界观发生作用。《大国商帮》中灌注了杨黎光的大量思想成果，它们宝贵，也是作品的精华。更可贵的，是作者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他是把创作当作一件经世致用的事业在做。
    除去史辩，此书在对史实的发掘上也是有成绩的。作者写作中研读的参考书目有67种之多，考察和吸收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书中有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则是作者从浩瀚史料中打捞出来的，如关于十三行的沿革、关于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的诞生、关于中国第一个女营业员的生平等，经他考证后记入此书，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带来了学术价值。
    杨黎光不是广东人，乃90年代广东引进的安徽作家。他能够在广东深深扎下根去，逐渐关注广东题材，实现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等优秀本土作品，是做得很成功的，成为客籍作家的典范。他的适应性来得并不偶然，也与他的创作深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