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文本，总是能够敏锐地揭示社会历史现实；伟大的作品，总能在自我建构中渗透生命意识和人性的反思；优秀的文学，总是在字里行间显影时代文化逻辑的隐形脉络。而大作家通过作品进行人性反思、社会评判和文化考察的角度则又是千差万别的。作为当代文坛最具持续创造力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外省书》到《你在高原》《独药师》，张炜的笔触始终游走在探寻知识分子与思想者精神隐秘的历史现实文化腹地，从道德反思的角度对20世纪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和文化本质进行着深刻而独特的揭示。尤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转型加剧，消费意识形态对传统伦理道德观构成猛烈冲击，美即是真，以审美取代道德的观念正在内化成为现代人的思维模式，这无疑对文学的写作传播方式、叙事伦理以及阅读评价标准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身处实用功利主义和消费审美意识形态双重挤压的文化背景中，张炜仍旧坚执其“抵挡整个文学潮流的雄心”和建构“道德高原”的初心，将“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人”的世纪追问（《古船》）继续推进为“对自己大声的质询”和对摆脱种种束缚抵达“羽化成仙”（自由）境界的深切追问：你在哪里跌进了深渊？“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到底有没有拯救世道人道、建构完美道德人格、抵达自由境界的“独药”？（《独药师》）它在哪里？在葡萄园，在野地，在高原，还是在阁楼？它到底是什么？是养生，是启蒙，是爱情，还是革命？
    一、道德之光，照亮通往高原之途
    在当代作家群落中，张炜是最有道德感的小说家，没有之一。这样说，也许有些突兀，甚至不无武断之嫌，不过仔细想来，要想抓住张炜创作的特色，他最具个性的叙事伦理，除了道德感，还真没有更准确的关键词。道德感与道德主题、道德题材不同，应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道德的主题，也永远离不开和道德有关的文化场域；但是道德感不同，当一个小说家在审美世界自由驰骋的时候，当他在进行着精神的高蹈的时候，他是可以远离道德感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小说家笔下建构的是道德叙事，他也不一定就是具有道德感的叙述者，对于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相对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的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而对于道德感非常强烈的作家来说，他无论叙述的是什么内容，哪怕表面看来是不具备道德伦理色彩的故事，其叙事动因、其评判标准、其价值指向却莫不弥漫着强烈的道德气质。张炜便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张炜创作的道德感首先表现在他始终秉持着从道德出发观察社会、反思历史、探索人性的创作初衷，关注着知识分子与思想者的精神家园，坚守“知识分子写作”的主体意识和审美立场，有意识地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写作传统，在现实和历史、精神和存在、民族文化和西方思想资源的碰撞交接中梳理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精神图谱”，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奉献了一系列新型知识分子形象：表面身份是“农民”，却有强烈救世情怀和罪感意识的“启蒙型”思想者隋抱朴《古船》）；具有强烈责任感和道义感，敢于直面人生又怀揣行吟梦想融入野地的“皈依型”知识分子史珂（《外省书》）；反思社会、渴望实现人生理想的“思索型”知识分子桤明（《能不忆蜀葵》）、“我”（《柏慧》）；以宁周义、曲予和宁珂等为代表的忧国忧民，具有较为浓郁的“侧身庙堂”思想意识的“为民众”的知识分子；以及季昨非这样身处古今中外文化碰撞的暴风口，在养生、革命、爱欲之间不断纠结却又孜孜以求建构有尊严、自律的现代道德人格的“追问型”知识分子。
    此外，张炜道德叙事的独特审美气质更在于其创作始终充盈着建构具有象征意蕴的“高原”意识的冲动，试图为知识分子写作敞开新的审美维度和精神路向。这种高原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诉求，在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传统与现代、精神与存在等种种矛盾中具有先验的评判性。这片有着新农场、圈养和野生动物、大海和小河、被太阳晒得黢黑的身躯，以及在风中摇动、漫山遍野开遍的金色的菊芋花的高地，在张炜的叙事中被视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无边的游荡”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心灵寄托之处（《你在高原》第十卷），呈现出浓郁的人文情怀。
    知识分子精神图谱和高原意识的梳理、建构经历了去芜存菁、上下求索的艰辛过程，也是作家从道德出发，追问、质疑、抵挡种种时代思潮诱惑，辛苦耕耘的精神成果。“知识分子写作”不等同于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和选择知识分子题材。乡村、大地是张炜作品的核心审美意象，我们不难理解其作品中不时呈现出农民文化审美意蕴，但是这些作品的浓郁的人文情怀和道德追问更呈现出“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气质，在张炜笔下，即使人物形象是农民，那也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农民，何况隋抱朴这样的思想者本质上就是知识分子。早期农村题材作品可以看作张炜道德叙事的精神源头，也是他开启独立思考与表达的第一步，自然也离不开启蒙精神的观照。以现代性诉求为旨归重构新文化价值框架的百年路途之中，启蒙主义以其坚定的理论力量与创作业绩表现出整合新文学的理性倾向与功能，成为五四以降颇受瞩目的新型研究范式与批评术语。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大背景下，随着文学与社会学的对应关系日益明晰，乡土文学一方面感时应运，在新文学的河床上冲刷出鲜明而阔大的民间审美景观；另一方面也以其模式化的阶级对立结构、政治中心情结与大众审美追求将这种宏大叙事推到了极致，启蒙渐渐疏离了启发理性的真正目的。
    新时期伊始，随着时代主潮由政治、革命、民族、国家置换为科学、知识、进步、自由等新型文化语符，启蒙者、启蒙实践与被启蒙者贫困、落后的真实存在之间形成了有意或无意的隔膜与误读。此期不少作品（比如《乡场上》）呈现出用经济发展作为人的发展衡量指标的倾向。而张炜早期作品《老碾》《猎伴》则突出经济宏观叙事的幻象，显现出用道德理想主义激情拯救苦难萎顿的农村现实的企图。《达达媳妇》对“好人好事”的梳理与记录，《黄烟地》将大公无私与自私保守这一尖锐矛盾置于父子之间的艺术匠心，及其标举的美好幸福的愿景等等，虽然稍显幼稚空泛，但其叙事的道德感已经穿透当时流行的经济社会学模式。在《一潭清水》、“秋天”系列中，传统道德和现代理性之间的审美张力已更趋明显，老六哥对传统仁义观念的反驳和对个体利益的坚持，和隋不召（《古船》）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古船》更是直接提出了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命题：怎样才能使民族文化这条古老的破船驶出港湾走向世界？科技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宗法主义、国民性格、世俗化倾向等等，哪些推动民族文化的博兴，哪些阻碍民族文化范围内人性的解放？这也是张炜道德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古船》在当时引发受众强烈审美感受正缘于此。450万言的《你在高原》更是作者殚精竭虑、上下求索，试图为百年知识分子写作建构“高原”的精神之旅。
    二、道德之光，煅铸批判的利剑
    “高原在远方”，平原则在脚下。在这样一个迅猛发展、多元纷杂的时代，不少人慨叹现实远比小说精彩离奇得多，作家似乎丧失了描摹、揭示社会现实的能力，文学对现实的揭示、想象似乎落后于生活，对当下道德人性的探索似乎也不够深入。在这种状态下，张炜的道德叙事显得尤为可贵，从《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到《刺猬歌》《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甚至在《野地与行吟》《怀念与追忆》等各类作品里，张炜都在建构高原意识的同时，以“融入野地”的决然姿态对种种名义遮蔽下的“暴力”以及庸俗主义、功利主义等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道德高原意识的建构热情赋予了张炜孜孜不倦的追索动力，他始终最奋力地抵制种种妨害作家创作纯洁度的时代性“喧嚣”，以把“这个时期思想和创作界的一切喧嚣作为腐殖，全面地营养自己，从中孕育和培植独立的生长”（2）的勇气，砥砺反思封建宗法主义、追梦政治革命理性、现代科技理性、启蒙理想主义、世俗化等等思想文化浪潮的诱惑，深刻揭示了被各种宏大叙事遮蔽的现实。早期作品《一个人的战争》写了一个“英雄”扰民的故事，这个获得“英雄”称号的人没有消灭过一个敌人，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实事，只敢远离敌人炮楼子对着天放空枪。《九月寓言》是关于自然、生命的寓言，作者天然倾向于自然、童心、大地的浪漫诗人气质在这部作品中尽情显露。在“家族”叙事中，张炜也以精神上的纯洁与污浊的对立突破了传统血缘家族概念，创造出“神圣精神家族”的形象画廊。
    对现代科技理性的话语霸权进行反思，深刻揭露现代文明语境中道德失范的社会现实，是张炜揭示社会现实文化内在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进入90年代后，作家则越来越看到了现代理性泛滥造成的人性异化，唯利是图的庸俗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引发了作者的愤怒：“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乏坚定的战士，而只依靠一帮惟利是图的家伙，那个‘现代化’真的能够来到，又真的那么可爱吗？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蛋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在不满“诗人为什么不愤怒”的同时，《柏慧》的叙述者发出了“我决不宽容”的誓言，“不是嫉，不是怨，而只是仇恨。永远也不忘记，不告饶，不妥协，不后退”。在张炜看来，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信守真理、拒绝盲从、思想的纯洁与坚定，都可能被视为保守。但我们知道，这种保守对于今天有多么重要。历史多次证明：往往是千辛万苦、耗费了几代人的血汗换来的经验成果，在不经意间就被抛弃和打碎了。社会就这样进入了全面毁坏和倒退的历史”。在很多作品中，作者痛心疾首于惟利是图、拜金主义对传统道德文明的破坏，“现在不断有人怂恿人民去经历金钱的冒险体验，去消受可能来临的豪华和富丽，其实这是虚幻的泡沫。大地会惩罚这种种罪孽。那些没有根基的楼堂、华丽的宫殿都会倒塌，那些刺耳的音乐也会中断。一个民族如果迷入了不幸的狂欢是非常可怕的”。
    此外，张炜对打着个性解放的性道德沦丧的现状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通过人物之口，对现代主义进行了犀利反讽：“真正的现代主义”写作“应该有精液、屁、各种秽物，再掺几片玫瑰；特别是精液……”如在《外省书》的叙述者看来，现代文明对传统道德文化从形式（语言）到内容的“冲撞”和“颠倒”直接造成了人性的堕落，更有甚者打着“追求革命”、“个性解放”的旗号无限放纵，“人工海水浴场的大玻璃房子里的妓女”无疑是人性堕落最触目的景观。张炜虽然在鲈鱼身上刻意隐藏了自己思想锋芒之所指，然而如果对文本进行仔细地解读，我们便会发现，表面上看，鲈鱼是一个投身火热的革命战争、具有高度革命信仰同时又真诚地缔造并迎接一次次革命恋爱的“革命的情种”。他热爱革命，因此也热爱革命中的女人，他因为革命而不期然遭遇了种种革命爱情。虽然他的行为有些出格，也因之受到批评，可是正如一位妇女主任所说的那样，对这样一个热爱革命又没有爱人照料的小伙子，还能要求他怎样呢？鲈鱼对如此知己的妇女主任由衷感激，他热烈地赞美妇女主任：“你多么优秀！你身上全是咱老区的传统！我怀念呢！”早已热血沸腾的妇女主任终于忍不住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干脆说明了吧，你想干什么？”“他心头热胀，伏上她的耳边说了，她一拍大腿，‘就是啊，都是自己人，说出来怕什么？’”这一段描写可谓寓意丰厚。与其说是志同道合的激情使这对革命男女情不自禁产生了性爱的冲动，不如说打着革命的旗号为性的放纵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至于他结婚之后仍保持着裸露着巨大的身躯在床上寻找革命女伴的习惯，他身上的伤疤到了和平时期仍旧是其获得女性崇拜的最重要的因由。另一方面，史珂被派游历美国，其纯正典雅的人性、宁静古朴的性格，尤其是高洁的性道德观，在污七八糟的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必然遭遇，无疑是叙述者精心安排批判泛滥的科技文明的有力实践，其间的碰撞、焦虑、难堪、愤怒越甚，其批判的力度越强。
    愤怒的诗人“只剩下了拒绝”，拒绝道德堕落，拒绝不加约束的泛滥的现代科技理性对人性的侵蚀，他们渴望“融入野地”，追求一个“简单的真实”：“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要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于是，乡野生活洋溢着“田园诗”般的淳朴与清新鲜活起来，干活、吃煎饼、打老婆、在野地里奔跑，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一辈子做个土人”。（《九月寓言》）在温馨的土地上和美丽的葡萄园里，张炜“寻找什么的愿望很强烈”，“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疏漏和遗落了的东西吧！”（6）而这疏漏和遗忘的，应该是就日益被消费大众文化遗忘的道德的身影。
    三、道德之光，导引自由之境的完成
    从道德出发建构高原意识的激情始终支撑着张炜小说叙事的动力大厦。一方面，作家对现实道德文化的揭示日益犀利老道，且有强烈的前瞻性、预言性，以“融入野地”的激情对一切非道德的因素进行控诉；另一方面，浓郁的人文情怀和生命意识也在推动他进一步用手中的笔延续着这样的“天问”：“人为什么生活？人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古船》）纯粹此在的、经验的、世俗的生活是否足够温暖人的灵魂？换言之，作为一种精神的动物，人类是否能够拒绝超验精神的指引？对人类终极意义的追问是张炜试图剥离一切宏大叙事所加于人类灵魂的此在束缚、还原道德主义先验本质的动力和表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考的深入，张炜不屈抗争、勇敢求索的道德叙事在悲愤、激昂之外增添了沉潜、内敛的多元化审美气质，这也得益于他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和探求西方道德文化资源的努力。前者在其相继出版的《也说李白与杜甫》和《陶渊明的遗产》等专著中可见一斑。尤其通过对陶渊明文化人格的解读，张炜在突破了以往公认的陶氏隐士品格的认知的同时，彰显了对尊严、健康、积极、自由的生命态度和状态的赞美，而这一观点也得益于张炜对康德思想的研究，康德说：个体应当理性地、自律地和有尊严地活着。唯一绝对的，最高贵的东西是人格的价值和尊严，“在我的人格中，道德法则向我启示一种独立的生命，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之外的生命”。这一经典的哲学观念对张炜影响之深，已经不止于理性的思考和接纳，更渗透至其文学创作的字里行间。张炜在对陶渊明的解读或者说是心灵的对话中，便充分地体现出对于生命的最高境界与道德完成之间的独到思想。在张炜看来，陶渊明绝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隐士”，他恰恰是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陶渊明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做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所以说，“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此外，网络时代现代个体身心俱疲的亚健康状态也日益引发作家关注，出生于山东龙口的张炜深受家乡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的影响，蓬莱、黄县、掖县一带有很多关于长生不老的传说，他认为养生即养心，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张炜一直想就这一话题展开新的叙事探索，渴望通过对身体的关注寻求通向精神自由和道德完善的新的途径。《古船》中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关注养生的人物形象四爷爷。2016年张炜推出的新作《独药师》更是得偿夙愿，以山东半岛养生秘术文化为背景，讲述了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的第六代独药师传人季昨非在养生、革命、爱欲的纠缠之中苦闷又彷徨的心路历程。养生术天然具有神秘的色彩，加上将任务放置于古今中外冲突碰撞的文化语境，这部作品的确像某些评论家所言，呈现出某种转型的气质。
    小说由楔子、正文和附录构成，楔子写叙事者大学毕业后在图书馆老库房里发现一个晚清时流传下来的小手提箱，里面有不同颜色的纸张，深深浅浅布满由毛笔或钢笔写成的字迹，间或还夹杂着些英文。笔记的作者是半岛首屈一指的实业家也是第五代独药师传人季践的独生子，也就是第六代传人季昨非，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将季昨非的笔记做了整理，这也就是小说的正文部分，而这一部分则与附录即季家管家笔记构成互文关系。小说的叙事节奏、叙事重点较以前的作品发生了变化，收敛了批判激情，题材上虽然如前所述涉及不少新鲜的话题：革命、爱情、养生，但是整体上并不追求戏剧化情节。革命、爱情、养生等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行为也多通过季昨非的视野展示，杀人、起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多为侧面描写，主要作为季昨非思考人生、人性、人格的契机。
    作为小说的主线，季昨非的人生之思其实延续的是其父亲的思考。换句话说，季践的亲子（养生术传人季昨非）和养子（革命者徐竟）分别是季践所思考的养生与革命这两个层面的实践者。父亲晚年陷入迷茫：养生的意义何在？支持革命者的行为从而和其他养生家分道扬镳是否应该？由南洋迁移到东方长生术发源地的半岛的季家，历经几代传人，其祖上一位独药师的秘制方药海内外闻名，到第五代季践，实业发达但养生术走向末路。他的早逝（74岁去世）更令人难堪，成为引发季昨非思考的导火线，他不停追问这样的问题：父亲犯了什么错？到底什么是错?我们不能犯什么错？养生术的最高境界是永生，“不犯错”而羽化成仙，这是养生者的终极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总是无法避免犯错，导致这一境界远未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人不可避免的宿命。可是，无论是临终前仍旧大声宣传革命理念的徐竟，还是主张启发民智的改良派革命者王保鹤；无论是试图从养生术和自律中寻找通往自由之境的季昨非，还是深受西方基督文化影响的季昨非的恋人陶文贝，他们都不愿自我放纵、沉沦，而是倔强地追求着、思考着建构自我完美人格的途径和意义。
    回首张炜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作家有着对自然诗意的向往和传统文化精粹的无限怀念，但其作品的道德感不是单调的理念复述。面对众生喧哗的世相，张炜对凌空高蹈或亲地绵延的纯洁诗意情有独钟；在烦琐嘈杂的人生旅途上，张炜更青睐于灵魂深处、彼岸世界的公平正义的道德求索；在忙忙碌碌于以解构、建构的叙事游戏把玩先锋、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的庞大文人圈外，张炜好似剑光泠森，孤傲绝尘的侠客，扛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将“纯美的注视”投至悬遥飘逸的道德精神领域，以朴实的语言拓展出一条仅属于高傲的内心世界的通联之路，如荆棘鸟义无反顾地在历史与现实、理想与世俗之间咳血吟唱。作家追求的终极价值之所在，也许已经凝聚在“你在高原”四个字之中了，那是一种召唤，呼唤着你、我、他，呼唤着所有的人，攀登道德的高原！（注释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