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树写花，写鸟写物，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作冷漠的客体而是扑向它们，抚摸它们，视它们为生命，待它们为亲朋。
    对于一位散文编辑而言，最不缺少的，就是对散文的日常阅读。
    阅读久了，常常令人生厌。太多不具备散文基本要素的文字，像索然无味的干草，充斥于网络，弥漫于报刊。从表象上看，散文的作者队伍异常庞大，老手老骥伏枥，新手笔耕不辍。众多人的合唱，使中国散文呈现出山呼海啸之势。然而，喧嚣的背后是冷寂，在浩瀚的散文繁卷中，能与一篇可心之文相遇，却并非易事。
    千人一面，老生常谈，无病呻吟，诸如此类散文症状依旧顽固的同时，新症状又悄然淤积：或苟且逃遁，对历史遗闻予以牵强附会谬误百出地解读；或媚态毕现，对现实风云施之于失却底线地阿谀粉饰；或东拉西扯，摒弃汉语规范而堕入枝蔓纠缠不知所云的境地；或过度自恋，沉湎于卖弄个人的一己悲喜与而不可自拔……那么，在“离离原上草”中，难道就没有几棵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树木？答案当然是有的，只是为数不多而已，比如王彬先生，遗憾之处在于，智者的“大音希声”，常常被嘈杂的众声喧哗所淹没，
    只要静下心来阅读王彬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三峡书简》，就能明白我以上的断语，并非源于缺乏事实依据的信口雌黄。这部外观装帧并不大气磅礴的小书，却于精微精细中，透映罕有的大格局、大气度、大境界与大情怀。
    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就是说，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担当着最具前置性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能否恒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可谓成则语言败亦语言。语言是作品的容貌，决定着作品的美丑。语言若枯柴般干硬，鸡肋般无味，就已经昭示着作品的塌方。事实是，中国的语言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里，已宛若满目疮痍的舟船，不复以往，即使真的图谋回归，却再也找不到来去的航路。屠夫般不修边幅的概念式口号式文学，深刻地影响着当世文学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至今甚至还以主流的面目登台亮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眸王彬先生的散文，就不能不令人万般感慨。王彬先生的散文风格，首先是由其语言奠定的，而他的语言风格，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儒雅。不论是写树，还是写花，抑或是写人写鸟写风物，都一以贯之地无比斟酌和讲究，带有浓郁的士大夫之气：谦和而又孤傲，内敛而又高贵，他的文字看似无雕无琢，其实却是哲匠镂花，透映出精巧和睿智。
    当然，王彬先生的散文价值，远不止于语言的精美，比语言更为弥足珍贵的，是他的文中所隐伏与映现的大爱情怀与生命意识。他写树写花，写鸟写物，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作冷漠的客体而是扑向它们，抚摸它们，视它们为生命，待它们为亲朋，充满怜惜与情感，甚至为一枚旧门墩的形单影只无家归依而叹惋。
    王彬先生的博学与严谨，并由此而引发的带有根本性的人文思考，是他散文中一抹摇曳多姿的风景。他的文字，涉猎广泛，内蕴丰富，姿态万千，非一言一语能够概括。尤其是《三峡书简》这组文章，集厚实与高远、散漫与精微、婉约与妖娆等多种元素于一身，在小中求大，在平坦中突显奇崛，在微波幽光中闪现发人深省的思想光芒。最为神奇的地方在于，在常人看来原本无从下笔的非文学素材，他也能变废为宝，写得极尽优美，满天星辉。而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叙述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目睹到他的引经据典。写树木，他能写得宛若树木的博物院，既穷尽树木的姿色，又穷尽树木的来龙去脉；写飞鸟，他能写得宛若飞鸟的研究基地，既罗列飞鸟的神韵，又罗列关乎飞鸟的历代辞赋；写地域，他能写得像地域详图，既详尽地域的文化风情，又详尽地域的历史变迁。从帝王故事到圣贤遗言，从中国典籍到西方《圣经》等等，皆能化为他笔下的烹饪佐料，融进他那文字的鼎釜之中，酿造出香味扑鼻的美味佳肴，搭建起文字的恢弘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