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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现实主义需要面对日常的残酷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参加讨论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尽管曾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戏剧界大奖,但对于文学界来说,陈彦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2016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装台》名列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行榜,陈彦的《装台》(作家出版社)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第一……圈里圈外一片叫好,陈彦在把《装台》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自己也被置身于聚光灯下。
    如果不是陈彦,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关注装台的一群人。他们在舞台上搭建起布景和灯光,他们是舞台背后的人。陈彦用小说的方式把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让读者随着刁顺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劳苦努力、悲喜哀乐而俯仰感叹,而有所领悟。
    7月8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陈彦。
    读书报:您依赖新媒体吗?如何看待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冲击?
    陈彦:谈不上依赖,但必须正视这种传播样式的神奇。新媒体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是一定的,但也不至于就溃不成军,分众化也许将越来越明显。国家大了,世界大了,任何样态都不可能是独霸天下的。
    读书报:在这种状况下,您觉得纯文学作家有危机感吗?
    陈彦:肯定会有,不是纯文学作家,所有行业都会有危机感,金融家、实业家,王石不是也危机了吗?甚至包括政治家,哪个能在今天的社会里胜似闲庭信步?关键看你持守什么。简单一点,懒得左顾右盼,可能是化解危机的最好办法。文学毕竟不同于科技现代化,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领域里最可宝贵的往往是传统,越深厚的传统,往往越有价值,换一句话说,越是冷静深沉的思考,可能越是有生存空间的。因此,纯文学作家危机感产生的必要性,在我看来也就不大了,关键是要看能否深切时代脉搏,至于托出的形式、样态,倒是其次了。
    读书报:为什么会钟情于戏剧创作?有什么契机吗?
    陈彦:我最早是从写小说开始的,我们那一代人,大概都有文学梦。我十七岁在一个省级内刊上,发了第一篇小说,叫《爆破》,还写了一些散文。当时县文化局的领导认为我能写,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说省上要搞“学校剧”评奖,我们好歹得给人家上交一个作品,让我无论如何写一个。催得急了,我就写了一个话剧,叫《她在他们中间》,一共九场。谁知,几个月后通知下来,我的剧获得省上二等奖。由此,也就树起了戏剧创作的信心,加之单位写了就排,排了就演,两三年中,搬上舞台四五个大戏,戏剧创作逐渐也就成了我的职业。
    读书报:您在戏剧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些戏剧作品,比如《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以“为普通人立传”为主旨。为什么会选择“小人物”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和源头?
    陈彦:首先是熟悉他们,再其次,是一种文学精神的昭示。我以为,无论文学,还是戏剧,都不能缺失悲悯与人道情怀,更不能缺失对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点亮。我始终认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里,已经塞满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应该把希望、美好与力量,赋予更多的小人物。也恰恰是这点,使我们的题材世界豁然开朗,几乎俯拾即是,只要你愿意去发现,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小人物”。我一生看过很多遍《悲惨世界》,不仅小说,而且多次看过电影,音乐剧,每每看到冉阿让偷了主教的灯台,警察追来时,主教反倒说这灯台是他赠送给冉阿让先生的,由此,几乎彻底改变了一个窃犯的一生的故事,我就似乎突然明白文学是要干什么了。冉阿让似乎也是可以装进“小人物”这个筐里的。
    读书报:真实的细节刻画令人震憾。那些装台的具体细节,您是怎么了解到的?写作《装台》,是多年积累的抒发,还是为了创作刻意去体验过生活?
    陈彦:《装台》里的故事、情节、细节,是我闭起眼睛都能想来的。我在文艺团体生活了三十多年,做过专业编剧,还做过团长、副院长、院长,整天跟舞台打交道。只要是舞台上的事,可以说没有不烂熟于心的。七八年前,我就想写这帮人,当开始刻意注意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装台人的生活,几乎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一直认为,文艺创作,不是作家心中有了某种想法,才去找生活,那时已经晚了。创作应该是在密集的生活皱褶深处的一种思想情感自然引爆。
    读书报:顺子的生活其实很不顺。装台的时候,顺子是农民工的灵魂人物,但他在人面前谨小慎微,低三下四,他的生活艰辛、卑微甚至懦弱;可是另一方面,他敬业,有担当,善良又仗义。您是怎样理解顺子的?您认为他是弱者吗?
    陈彦:我心中的顺子,是一个表面逆来顺受的人,其实内心并不懦弱。他所表现出的“不幸”、“不争”,是面对强大生活场域的无奈转圜,因为,他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做表面“抗争”,他不是可以无忧无虑地活着的人,他还撑持着一个散乱而又沉重的家,肩上还扛着一支一天不装台就活不下去的队伍。该管的不该管的,都把他粘乎上了,并且还撒不离手。他做人就不能“太硬”,啥事就都不能“霸王硬上弓”,他得讲方式方法,有时甚至还得上点“奴才相”,但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多,因为,他要双脚踩在大地上生活,我们无法要求他必须有一种所谓的“现代”人格与觉悟,这就是顺子,他没有读过老子庄子,但他身上却有着某些老庄的生存哲学与智慧。
    读书报:作品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于人物的塑造,每一个都让人过目难忘。顺子的女儿菊花,丑陋、虚荣甚至残忍歹毒,尤其是杀狗一节,触目惊心。如此惨烈的描写,只是为了刻画人物吗?
    陈彦:既是刻画人物,也是希望找到一种寓言和象征。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人,这个事件,找到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生活对应。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冷酷无情者可以说层出不穷。尤其是仇恨的表达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骨子里就是这种丝毫看不到人性温度的残暴。杀狗的情节,本来我是写得有些节制的,后来有朋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下笔太狠?我反倒加强了这一块,直写得连我自己也毛骨悚然才停笔。我是觉得,现实主义需要对这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生命冷酷,给以强烈的凸显与敲击。生活中,有些很光鲜的人,其实内心很冷酷,很歹毒,尽管不是虐狗,杀狗,但所使出来的“招数”,并不比菊花来得更具人性。
    读书报: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西京,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在原有的创作基础上驾驭这样的题材,是否游刃有余?
    陈彦:我一直关心着城市的这一块,我觉得要研究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这里是内容最丰富的地方。此前,我写过舞台剧《西京故事》,搜集了很多素材,但由于舞台剧体量就那么大,必须在两个多小时解决问题,因此,大量素材和思考都浪费了。舞台剧推出后,反响很大,五年间,演出五百多场,先后走进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数百多所高校巡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很多教师和学生,还都自愿写了文章,表示出一种特别的关切。我就思考着要写一部还叫《西京故事》的小说,力争能把自己好多年对城乡二元结构中许多问题的思考,全面展示出来。我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太白文艺社联合推出后,市场也销售了好几万册,还正在改编电影和电视剧。
    《装台》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生活的继续,但又有本质区别。《西京故事》的确可以说大部分是写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可《装台》的着力点不在这里,它就是在讲装台,讲装台人的艰难,讲这么艰难装起的漂亮舞台,上面表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读书报:看您描写装台的过程犹如看戏,场面宏大且一波三折,能谈谈您对场面的描写是如何把握的吗?
    陈彦:我写小说喜欢写大场面,觉得描写过瘾,酣畅。尤其是《装台》这样的小说,台上台下,戏里戏外,不涉及到,就无法真正写出装台生活的秘笈。戏剧的很多场面都是宏大的,而装台就是展现这种宏大艺术样式的骨架,这个骨架撑不起来,就让读者无法身临其境地了结真正的装台生活。
    读书报:写《装台》的过程中适时地融入了戏文。您觉得戏文是必须加进去的吗?
    陈彦:是的。因为是写装台,必然涉及粉墨人生,加之有时加入戏文,恰恰是对小说思想、或者情感的一种精神拓展,甚至有对“它山之石”的“攻玉”效果,自然是不用不行了。好在我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倒是信手就能拈来所需要的东西。有些“戏文”也是我自己编的,我是编剧出身,编几段唱词道白很方便,用这种手法,更能使小说好看、有味道,关键是有些地方,不这样“楔入”,就不像是在描写装台生活。小说对生活的描写,更应该有一种匠人对他手艺活的浑然天成性。
    读书报:顺子的老师在作品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承担了什么作用?
    陈彦:朱老师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对顺子从挑大粪到装台,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这是社会的良知。朱老师对顺子很重要,尽管小说里笔墨不多,但仍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试想,如果没有朱老师,顺子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刁顺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朱老师也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式人物。他在作品中承担的作用,就是没有随着时代大潮的纷纭翻覆,对顺子的人生以及顺子的生命价值,做出错误的判断。
    读书报:小说对于爱和恨的描写入木三分。顺子对女儿的爱(比如分别找团长、靳导和朱老师,希望他们给菊花一些帮助,继女韩梅出走时他茫然的寻找);三皮对蔡素芬的爱,兄弟间的爱,包括断腿狗对主人充满灵性的感应……在写这些细节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创作心态?
    陈彦:一个人的最高生命境界,我以为就是懂得爱。这个爱,不仅是爱情,更多的,是关乎人性的那些东西。爱到最高境界,其实就是一种责任。我写顺子的爱,更多就表现在责任上。顺子不离不弃地领着残疾狗,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狗尚且通着人性,对爱它的刁顺子,表现出了巨大的依恋,人有时反倒不如狗,这里面就有了意思。蔡素芬之所以不能接收三皮的爱,既是人性的高贵,也是做人的底线。他们的生命可能很卑微,但他们都很守底线地活着,这很了不起。因为他们破了底线,也不会受到更强烈而又巨大的社会谴责,他们守底线,我以为就是生命的亮色。
    读书报:写蚂蚁一章,充满了想象力,简直是神来之笔。而且作品充满隐喻,包括蚂蚁的意象也是非常明显的。您眼中的“蚁族“是怎样的?这一章在作品中有何特别的用意?
    陈彦:这是我刻意构思的一章,意思都很明显,就是通过“蚁族”的生活,折射出人类“蚁族”所需要的品质。“蚁族”更需要相互关爱,相互协作,更需要人性的温度,更需要抱团取暖。我在小说中写了蚂蚁的三次大迁徙,还有一次是完全的梦境。顺子正是从这个梦中得到精神启迪,不能放弃一起装台的那些穷哥们弟兄。无论怎样弱小的生命,一旦正视了自己的存在,正视了自己的生命价值,那种行进,就有了巨大的庄严感。
    读书报:小说的阅读中,处处充满辩证和疑问。比如蔡素芬的两个男人,前者刚烈后者窝囊,可是刚烈的死于刚烈,窝囊的仍顽强地活着;寺庙在人们心目中是圣洁高尚的,但是在这里遭到了亵渎;僧人在人们印象中是和善的,但是对顺子的惩罚却缺乏人性……作品是否也凝注了您对于传统文化的诸多思考?
    陈彦:只有把人物与故事,置身在一种比照中,也可以说是悖论中,才能更好更深刻地看到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我们的传统小说,无论是《金瓶梅》《红楼梦》,还是《西游记》《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都充满了这样的辩证。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人类共同性格的奇正相携。
    读书报:在您的笔下,女性心理刻画得非常到位,能谈谈您对于女性角色的把握吗?
    陈彦:其实没什么刻意,按生活的本来逻辑,本来样貌,去描写每一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最重要的是符合人性。最最重要的是:真实,尽量使人物来得真实些。我写的舞台剧,大多数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也许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存在,但目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当然,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还是以一个女主演为小说中心人物的,但愿那时我能有所悟妙。
    读书报:语言的鲜活和方言的运用,使作品保持了原生态。您对语言有怎样的要求?
    陈彦:我希望小说语言,是一种最简洁的能够说清事情的语言,不要绕,要生动、明快。我多年的舞台剧创作,其实也是训练语言的过程。那里,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需要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最复杂的事物表达出来,任何拖泥带水,都可能导致观众“抽签”。当然,话有三说,巧说为妙,你要说得巧,说得妙,才会让人物与故事,尤其是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更有意味。关于方言的运用,也需要选择,首先要考虑它传播的可能性,有些太地方的语言,是一定不能用在小说里的,这是很好判断的选择。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在我看来,永远是真理。
    读书报:陕西的很多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上都非常突出,您的创作也不例外。作为陕军一员,您认为这方水土和创作有何关联?
    陈彦:陕西有很多小说大家,他们的创作是我学习的榜样。创作与传统有关,这块土地上出小说家,是这块土地的光荣。水土与创作的关联是多重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尤其是这个群体的相互激荡、砥砺很重要。当你的生活场,几乎每天都能遇见文学的时候,你的血脉就会为文学加速流动起来。而当你每天只遇见生意时,你的血管里,怦动的也可能就只剩下生意了。这个很重要,陕西很多文人很清贫,但以文学为生,我们无法抑制自己,不能不像“蚂蚁”一样,加入他们庄严行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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