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塑造人物时有兴致且有耐性，而当下太多的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着力点都是一种乡土观念的呈现，人物功能化、工具化严重。
    《关关雎鸠》呈现出80 年代出生的文学新生代面向世界和自我时的一种抵达轨迹，一种长大成人的青春告别路径，一种代际尺度内表达和释放乡愁的典型方式。
    林森出生于1982年，《关关雎鸠》笔涉乡土——这里的乡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而是小镇，海南瑞溪小镇，传统与现代、城与乡的交汇地，林森出生成长的故乡。必须承认，最初引发我阅读兴致的就是“80后”和“乡土”。我一直对青年作家的乡土题材写作特别关注，这实在因为写乡土的“80后”作家太少了。尽管他们之中有相当比例都来自农村乡镇，而一旦通过求学、打工来到城市，他们对城市经验普遍有一种更主动、更兴奋的讲述冲动或自以为的熟悉熟稔，一代人的写作被牵绊局限在都市经验的惯性里，题材的扎堆，一再造成了当下青年写作中的相互重复和自我重复。中心城市的喧嚣繁盛、其间的挣扎翻滚固然是时代的显在景象，是中国今日现代化进程中台前的主角；但与此同时，农村乡镇也在时代进程中持续演进，节奏不一，面目丰茂，其间交汇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冲突与融合——这其实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饱含社会历史认知与美学价值的现实。但这些图景与经验至今为止并未在年轻一代写作者笔下充分地开拓和表达。
    近几年，有一些“80后”作家已经开始从这个角度去打开青年写作的另一维，调动自己的童年记忆童年经验，去表达自己曾长时间身处、最熟悉的故乡生活，如曹永、宋小词、颜歌等，以及本文中要谈论的林森。
    所谓乡土，至少存在有两种意义上的：一是自在于现实时空中的乡土世界，春种秋收、族人乡党……那是我们曾经和正在身处其中的客观存在；而另一个乡土，诞生和存在于文本之中，在各种记录、讲述和表达当中，是意识形态性的，无论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文学中的乡土，都是一种精心选取视角后的叙述策略。我们现在反复提及的“乡土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并非产自乡土内部的内视角，恰恰反映的是身处外部的知识分子将其对象化的启蒙视角和叙述策略。新文学以降，乡土文学的书写者大都是在城市书房窗口远眺故乡的“文明人”，乡土写作渐生出一些套路，比如我们当下写农村往往扎堆在呈现其凋敝、沦陷上，写小镇则大都笼罩着一层拿腔作势的同质化的伪文艺腔，这固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世界的一种现实，但这一过程中最个体、最局部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往往在这种坚固的大判断和观念中被遮蔽，和现实中的农村的真切是不对应的。我们今天对乡村、乡土的很多不假思索、理所当然的观照和表达方式，其实往往是霸权式的想当然的判断。
    当林森去写作一部关于自己故乡小镇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离乡的、栖身城市的写作者，他，或者说我们可能真的不可避免从现代化的视角、依从新文学的强大惯性来关照和表达乡土。面对故乡小镇，林森所要面对的难度，自然包括如何投入地沉浸又决绝地摆脱自己的经验与情感；还包括如何面对文学史中乡土文学的庞大坚固传统，让自己如何有来历、有根砥，同时又是突兀、特别的这一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凋敝与破败，从进化论科学论的角度、从大历史社会的公共视角，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从人道主义、人文立场去观照，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和乡土社会中又确有太多有意思有意味、可堪眷恋怀念的东西。大踏步地一往无前与一步三回头的依依不舍，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综合在一部小说中，应该构成百感交集、复杂丰富的经验世界和精神立场。而这两种立场和角度的交织，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融合拥抱，才共同构成着小说的难度和张力。
    很明显，在《关关雎鸠》的写作中，林森相当依赖和倚重自己的经验。小说中的人和事，与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有相当部分的重合，有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见闻，甚至曾在作者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关关雎鸠》处理的是海南边陲极具地方特色的小镇经验，通篇回响着的是一个来自海岛的潮热、喧腾又平实、凄厉的声音。如作者自己所说：“带着海风的味道，带着碧蓝的颜色，也带着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1994年的“军坡节”作为小说的开头，这个极具地方特点的节日与仪式，开启了故事，更铺设了人物命运起伏的地域文化底色。林森切入故乡的角度是经验式和感受性的，与此相对应的长篇小说的推动力量和叙事策略，不是一种先在的、现成的观念或判断，小说未曾被明确明朗的观念所支配和笼罩，而是充盈着生活流般的日常场景、人物、故事，细节与对话，渐次打开，缓缓地进入他所回望和叙述的故土世界。90年代来了，市场经济，“南巡”讲话，理想主义的退潮，地产、股票，国人欲望的打开和喷涌……这些林林总总的时代之大在小说中是若隐若现穿插其中的，它们外在于小镇，又对小镇造成突袭，席卷着镇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内化为他们的喜怒悲欢。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错综复杂、百感交集的30年，对边陲岛镇造成了不由分说的突袭和席卷，其间的对抗与适应、冲突与融合，小说中作者选择任自己的复杂情绪和多角度观察自然地流露和流淌。他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调动起自己30年来吾乡吾土的经验和情感，以足够的叙事耐心，行文处枝蔓丛生，枝叶和汁液丰富丰盈。
    另一方面，这种非观念性的写作，又并非没有观念和价值观贯彻始终，不露痕迹地塑造着独属于海岛乡土世界的，那种带着潮热气、海腥味和海岛文化特性，那种热带乡镇中自足、耐苦、勤劳的脾性品格。“天高皇帝远的自得其乐与自得其苦”与“不知还有多少秘密躲藏在这弹丸之地的黑暗处”，共同真切地呈现着小镇的现状。小说从思考到思考的表达，都有陌生化的效果追求，其中穿插有大量的地方性民俗描写，呈现着地方性乡土经验中的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内在的趣味和文化基因。丰富着我们对乡土文学的想象和认知，丰富着我们对小镇那些事的理解。
    小说中读来最有感觉、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时代变迁中东奔西跑的青年人，而是黑手义、老潘，两位历经沧桑、满腹心事的老者，在小镇生活了大半辈子，在这里积蓄着经历经验，隐匿着不为人知的心事和秘密。他们是小镇故事的见证者。时代风云到来之际，他们的不适、防御，恰恰生成了故事重要的戏剧张力和美学价值。他们是旧时代塑造出来的，在时代的新变化中有点无所适从、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出于对家人家庭的责任和爱护，又不自觉地成为公序良俗的维护者和守护人。这是小说中最有生气、也是最有魅力的人物，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相比，这两个人是林森的叙事着力点——“当我试图表现一个小镇三十年变化的时候，以少年人当主角，是压不住的，只有那些饱经生命沧桑的老人，才能产生某种张力”。这样的人物，是有人物逻辑和说服力的，在角色自我完善的同时，也强有力地支撑了整部小说的情节推进与主题表达。而整个故事的展开，又是贴着人物在写，人物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30年的时间跨度里，在海岛小镇独属的地域空间和风土环境中的一路的滚打摸爬，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小镇的图景与命运。
    一部长篇小说中，把人物当工具来写，与把人物当人物来写，阅读中还是能明显察觉到的。林森塑造人物时有兴致且有耐性，而当下太多的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着力点都是观念，一种乡土观念的呈现，一个乡村判断的表达，人物功能化、工具化严重，《秦腔》《极花》甚至《生命册》中，人物总嫌面目模糊、语焉不详。
    《关关雎鸠》作为“80后”小说写作近年来非常重要的收获之一。它呈现出80年代出生的文学新生代面向世界和自我时的一种抵达轨迹，一种长大成人的青春告别路径，一种代际尺度内表达和释放乡愁的典型方式。《关关雎鸠》记录了小镇上的一段时代风云，记录了大时代中的一个小镇变迁；在这社会历史的认知价值之上，更重构了一个自在的文本世界，一个自成一体的天地。
    
    ■创作谈
    生命的交响
    □林 森
    《关关雎鸠》是我29岁那年写完的一个小说——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年龄，是因为跨过而立之年之后，随着结婚、生小孩、工作愈加繁忙，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潭里，我基本上不敢再去写类似这样长而重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座有河流过的小镇边上，镇上每个人在生活中所发出的欢喜或悲伤的鸣叫，混成了一曲“关关”的交响，生命不止，鸣唱不息——这也是小说叫这么一个题目的最初原因。
    我老家在农村，但这部小说并非书写乡村，而是把目光放在一座边陲小镇上，这当然是由于小镇在中国社会里是如此独特。它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而是处于交叉地带，是农耕与现代的重叠处——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路过它；从城市返回农村，也得路过它。小镇是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驿站与半途，也就因此混合了人间百态。当然，能够完成这个小说，和我初中以前多年的小镇生活有关——我当过仪仗队的小号手；也看到隔壁的一个吸毒者，在我租来的房子里，当面吸毒到迷醉；我当然也见证了“装军”这一民间仪式的停办与重新开始……我的同学里，有不少人因为吸毒或者因为犯罪，人生彻底毁了。小说中有一个叫潘宏亿的人，吸毒后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那个原型就是我的堂兄。现实里的铁笼是我爸爸亲手焊好的，我在铁笼外给堂兄递过解闷的武侠小说，陪他说过一些心里话，就像书中的张晓峰对潘宏亿。
    当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所有的少年往事汹涌而来，但我需要做的，却并非仅仅要写少年的成长或者沦落，我有更大的野心，想写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的2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小说的开场，流传数百年的军坡节仪式停办；小说的结尾，这样的仪式试图恢复。在“停办”和“重新开始”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些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洗礼？
    由于阻隔着一道琼州海峡，海南岛保存着很多地方性的民间习俗，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礼”的东西。这种“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得比内地很多地方要慢。可也正是这种慢，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愁肠百结。旧的礼在消失，新的生活方式并没建立，于是我们看到，私彩横行、赌博疯狂、白粉泛滥、诈骗惊人……一个孤岛的小镇上，“礼”失之后，各种乱象与不安开始层出不穷，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乱象中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却又不得不面对无奈的现实。老一辈骨头硬朗话语铿锵，可更年轻一辈，却难以避免地，要么在荒诞的现实里迷失、要么没法寻回自己的根——书中的张晓峰，就是一个无根而寻根之人。
    老一辈的老潘和黑手义，以身上的某种老派的硬气，试图保全家族的完好，可他们往往只能无能为力。黑手义家的年轻一辈，在不断追根溯源、寻找身世；老潘家的年轻一辈，在不断丧失后路、前途迷茫。家族的延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开一本本族谱，一个个名字孤零零地悬空，诉说了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惟一痕迹——生命链条终止在哪一个环节上，都是一件让人惊心动魄的事。因此，这个小说也是用这两家人思考我们怎么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之所以写了老潘和黑手义两个老人，不外乎心怀不忍，希望这两个孤独的老人，在深夜面对空荡荡的小镇街头的时候，能有一个说话的伴，有呼叫、有应答，才是“关关”，才是和鸣，才是生命的此起彼伏。
    声音是这部小说的一大元素，不仅题目，全书的结构也与此相关。书有五章，五个小标题叫《闹军坡》《南风云》《酬宴会》《弄手花》和《喜盈门》，都是海南民间的乐曲，在民间办喜事、丧事、斋事时常常能听到，这是和普通人的悲喜联系在一起的声音。小说的开始，就有“呜呜”的小号声响起，每一章的最后乃至全书的最后，声音一直贯穿。因为是这么一部贴着现实血肉的小说，我以声音协奏的方式，把结构隐藏其中，不让阅读者出戏。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就显得有些沉重，不但增加了读者的进入成本，也成为了我这个作者，最不愿意重翻的一本书。
    我知道，大家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有一些关于习俗的描述，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这是写乡土的小说——可写乡土，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过是想写下某些人20多年间的悲喜，只是他们的悲喜，恰好和那随着时代飞速变化而飘零四散的以往的生活方式有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