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青年作家中，俞莉的写作量并不算大。她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见证并承受着这种精神困顿的出现与日益严重。可能因为工作关系的原因，俞莉善于写也经常写教育题材的小说。教育，可以说是她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她以敏锐的触角，捕捉到家长与学生的矛盾，教师与学生的貌合神离，学生与教育体制的抗争。更重要的是，她洞悉了这些人心底的焦虑与无助。
    《潮湿的春天》便是一篇反映中国当下教育问题的小说。俞莉写了一位老教师目睹自己的好学生、得力班干部刘诗诗突如其来的精神变化，这是小说的主线。故事开始于一个寻常的晚修日，“火箭班”的好学生刘诗诗短暂地失踪了，这让她的班主任冯贞屏感到意外也感到焦急。所幸的是，刘诗诗自行出现了，不过她的反常举动并没有就此止歇。相反，在往后的时间里，她显得越来越出格：在课堂上她公开声明自己不是好学生，以前的一切都是伪装的；她还公开批评学校的种种制度，号召同学们一起做“真人”，要“活出真的自己来”；她公开与班主任作对，也针对其他老师的教学方式提出质疑，跟同学闹矛盾……而在一连串的叛逆举动后，刘诗诗最终陷入了精神失常的困境。
    一个好学生竟然变疯，这样的情节表面看来并不合理，细究的话，却有很多的因由。比如说教育制度造成的对学生个性的压抑，繁重的课业和必须力争上游所形成的压力。俞莉还意识到青少年的精神困顿和失常不单是来自学习压力，同样也来自情感生活。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爱情的向往既热烈又羞涩，只可惜被各方压力笼罩着，如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久而久之也会造成精神内伤。在小说中，作者特意引入了由于学习压力过大等原因而引发的两起学生死亡事故，说明刘诗诗所遭遇的一切并非特例。
    除了刘诗诗，冯贞屏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对于教育，她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如今当一个中学老师并不轻松，小说中提到的问题就有如下这些：“日复一日的教学，改不完的试卷，做不完的题，各式各样的学生，层出不穷的问题，烦人的家长，比不完的升学率……”冯老师并没有因此产生职业倦怠，相反，她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虽然她的资历让她可以完全不必做班主任，但是她乐于担当这份工作。而刘诗诗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不单是她的父母无法接受，就连冯老师也难以接受。小说中写到，她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刘诗诗对她说，“冯老师救我。”这让她陷入了某种困境，以至于失眠。在每所中小学里面，升学的压力无所不在，老师们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丝毫不亚于学生。冯老师并不惧怕这种压力，却因为看到学生陷入困境又无法给予相应的救助而感到无比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发现自己无法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多，就如小说最后一段所写到的：“雨神驾到，冯老师还来不及撑开伞，大雨就瓢泼而下。”
    可以说，这是又一篇“救救孩子”的故事。而比起刘心武的《班主任》更加不明朗的是，有待拯救的，却并非只是孩子。除了“救救孩子”，也许还有必要“救救老师”，“救救家长”。
    《宝贝》上演的是另一种关于教育问题的故事。这篇小说的视点不在于学生，而主要是在学生家长身上。小说里的宝儿是一位刚上高一的大男孩，因为上的是一所二流中学，母亲施文为此自责不已。她觉得儿子在教育上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孩子的瘦，营养不合格，是她的错；孩子没考上重点中学，是她的错；儿子的叛逆，也是她的错。在儿子11岁那段岁月的缺失，让她更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总之，“对儿子，施文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感”。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罪感枷锁的母亲形象。像施文这样以儿子为重心过活的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俞莉在小说里写到施文的两位闺蜜正好说明了这种现象。起初，她们在育儿方面的成功让施文羡慕不已。殊不知，这两位闺蜜的好孩子都出了事故，一个捅伤舍友，一个坠楼受伤。这就揭示了一点：从表面看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孩子们在这种“成功”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却难以想象。成功和失败，其实也就是一线之差，或者说，这种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失败。小说的最后，母亲施文对儿子的教育问题却似悟未悟。
    从以上两篇教育题材的小说来看，俞莉热衷于从成年人的角度来写两代人的成长与教育问题。这类小说不单单是关注青少年的成长，俞莉也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关注青少年的老师、家长等成年人的精神状态。教育所造成的困顿不但关系到学生和教师，更影响着不同的家庭。他们该如何走出这种精神困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却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教育”可以说是俞莉小说创作的一个关键词，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词则是“情感”。《我们的前世今生》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主要是以“我”去香港探望闺蜜芯慈的经历为主线，写两人见面相处后，以今日之所见为底色追述“我”与芯慈、刘源三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小说有意打乱叙述时间，让过去与当下重叠，借此营造一种时空交错的氛围。小说所写的故事并不能说十分新鲜，甚至略显老旧，不过这种怀旧的气息也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写作《我们的前世今生》的用意正是为了“致青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受害者芯慈被情所伤嫁至香港后的感情变化写得很细腻。散文式的语言读来也舒畅自然，在平淡中见真意。
    《剖心》同样是一个情感故事。小说写 “我”在小姨父遭遇车祸并意外身亡后追忆了小姨父沈卫生与小姨许亚妹之间的爱情往事。沈卫生曾在庐剧团当小演员，他精明能干，一表人才，这让许亚妹对他一见钟情。这是两个有着不同性格的人物，相对来说，许亚妹显得没心没肺，沈卫生则颇为周到。可是谁也没想到如此体贴周到的人却出轨了，他不顾一切与第三者山盟海誓，闹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戏如人生，在庐剧《秦香莲》里演过陈世美的沈卫生将这个角色搬到了现实当中。后来，这场婚外恋不了了之，直到沈卫生死后，“第三者”小林子忽然出现在医院。在她的哭诉中，许亚妹才知道他们一直藕断丝连且一往情深。这让许亚妹感到气恼无比，对沈卫生曾经浓烈的爱变成了火辣的恨。小说中一些细节的安排较为巧妙，比如说设置了姨父死因不明需要开刀做医疗鉴定的细节。许亚妹本来反对，觉得沈卫生已死，一切难以挽回， 没必要让他再受这样的折磨。然而，在听完小林子的哭诉后，她的态度开始改变，坚决要让小姨父接受医疗鉴定，用意却不是为了查明他的死因，而是为他的负心而生气，想借此看看小姨父的心和肺是什么样的。这一情节的反转带有惊悚意味，却也符合小姨的性格。
    在现代社会，爱情领域往往是社会症候的集结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从中得到反映。《我们的前世今生》等小说也有意在对情感的追忆描述当中反映时代的精神状况。然而，和俞莉所写的教育题材小说相比，这方面的处理显得有些薄弱——时代背景的提取有时未免简单，对时代之变的认识也不够深入。
    在《老板》《新生》《蓦然回首》等小说中，俞莉还尝试探讨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时期人心的皈依问题。《新生》里的老保安许国柱兢兢业业，深得业主的人心，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在当保安之前，他曾经是黑道上的人物，如果时间再往前追溯的话，他的生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年轻时他曾经想要去参军，却因为他母亲不同意而放弃了这个机会。这是另一条人生道路。小说中还将许国柱与他祖父、父亲等人的经历进行比较，这不单是对人生的简单回望，而是试图从中探索生命存在的问题：“在大的时代面前，人身在其中，走的路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实，自己有时并不是很清楚的。他爷爷是，许国柱也是。只是在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的路是对了，还是错了。”
    《蓦然回首》主要是写一件小事引起的一场人生对话。“我”与陌生人王小毛相遇并得知她因为获得过别人的帮助而锲而不舍要寻找此人。这篇小说在情节的经营上显得有些刻意，不算特别成功。《老板》讲述了“我”的高才生表哥赵楠林在深圳下海经商，却不断遭遇失败的经历。在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城市往往崇尚物质至上，人心也变得贫乏，不少人已丧失了对事业的初心。赵楠林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小说中的赵楠林从小品学兼优，是中科院的博士，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表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顺应时代潮流之意：“发展经济，发家致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虽然赵楠林一开始就顺应时代潮流而行，但是他总是比身边的人慢一步，而越往后，就越是觉得自己赶不上。直至小说结束，赵楠林都是一个失败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对种种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质疑。在当今时代，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是覆盖性的，而物质所带来的舒适和欢愉却未能消除心灵的贫乏。这篇小说既写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也借赵楠林之口写了富人之困。对物质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如果一个人缺乏内在的定力，只会被时代的风潮一直裹挟，没有自己的方向，当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不难看出，俞莉的这一系列小说都有意关注个人和时代的问题，着意写人在大变时的精神困境，希望为笔下的人物找到出路。因此，“情感”与“教育”这两个关键词也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情感教育”。人何以安身立命？不管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这样的问题一直都在，恒常如新。小说家们仍旧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