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宁肯曾说凯尔泰斯是一颗“弱星”，这个词给了我深刻的触动。
    宁 肯：凯尔泰斯的作品让我想到黑色，类似于卡夫卡。卡夫卡的黑色有绝望、荒谬，还有反讽、幽默。但凯尔泰斯就是纯粹的黑色，在黑色之中有一些星星。人类的思 想史上有一类人是“弱星”，它们在边缘的地方闪耀，不是不亮，而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但它们也照亮了我们的内心。
    阅读凯尔泰斯，你会觉得最熟悉的部分变得陌生起来。比如他写访问东德时，去参观一个集中营，暴雨后人们躲到休息室里，讲解员用枯燥的声音讲述死 亡，在这样悲惨、令人震惊的场所和历史语境中，伴随讲解员枯燥的描述，旁边一队队的青少年还有接吻的，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不对的。这些少量但精彩的描述， 显示出凯尔泰斯是一个叙事的天才。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如一些重要命题：奥斯维辛、集权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必然性。凯尔泰斯谈到集权下每个人都有一种宿命的东西，这构成 所有人的个性。他还引用纽伦堡审判的心理学家吉尔伯特的描述，说纳粹行刑官看起来也是个正常人，但实际上他有精神分裂式的冷漠、麻木，内心缺少情感。凯尔 泰斯觉得吉尔伯特的描述非常准确，认为这是他们这些人的特征。这种认识对当代现实生活中也非常有意义。
    凯尔泰斯是一个绝望式的作家，具有一种绝对的个性。绝望的写作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世界是悲观的，二战胜利后，他生活的环境仍然是绝望 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除了自己欲望，《命运无常》出版以后，他完全陷入一种沉默，没有任何兴奋或羞耻。这正好折射出那个时代作为他自己存在的绝对个性。
    王家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主要是谈凯尔泰斯。我曾在德国斯图加特听过一场大型露天音乐会，演奏“贝九”，指 挥是从以色列请来的，听众都是中产阶级，演奏到高潮时礼花升上天空。但那一夜我极其痛苦，我坐在德国的黑夜里问自己，你不是犹太人，没有经过奥斯维辛，是 什么在你身上痛苦？读了凯尔泰斯我们就会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痛苦。从《命运无常》的那个孩子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早年。读凯尔泰斯，那些 内在于我们身体里的创伤被撕开了。
    凯尔泰斯比很多描述奥斯维辛的作家更有勇气，也更彻底。奥斯维辛是欧洲20世纪下半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或说一个障碍。奥斯维辛最初并没有引起 关注，但经过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从哲学、神学、美学、文化、种族问题等角度不懈地追问，它才上升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 的，也是不可能的”。他是从“文化和野蛮的辩证法”角度下的论断。奥斯维辛是对欧洲文明和信仰的一次深度撞击。整个欧洲文化要对奥斯维辛负责。文化的“同 一性”、对他者的排斥、对差异性的抹杀，在奥斯维辛达到极致，成了野蛮的同谋。凯尔泰斯有很多思想比较接近于此。奥斯维辛事件就像一个集权的密码，凯尔泰 斯就是要深入揭开这样的密码。
    凯尔泰斯的写作有一种彻底性，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切。对他来说，奥斯维辛无法用过去时来表现，奥斯维辛是一部还在连载的小说，没有完成，而且 对他而言是永不完成，他的绝望和勇气都体现在这里。这使我很受震动。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诗人，我也深感惭愧。没有什么文字能比他的更能刺痛我们。
    余泽民：凯尔泰斯所有的作品写的都是奥斯维辛，他说自己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他还说，奥斯维辛是一种文化，将思考提升到俯瞰自身的高度。他说的奥斯维辛并不仅指过去，而更指向未来。这是他对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现代人的警示。
    对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永远不可能过去。他说自从人类发生了奥斯维辛之后，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文学，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要写作。凯尔泰斯说他也会写流行小说，但他只想写奥斯维辛，他想让奥斯维辛在书架上能够占有一个位置，哪怕非常小，因为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在《另一个人》里，凯尔泰斯写一个人如何能在大灾难后生存下去。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主题。他也一直以这种态度应对生活。
    凯尔泰斯一生都在对身份进行“自杀性”拷问和反思。他虽有犹太血统，但出生于并不信犹太教的犹太家庭，连家姓都匈牙利化。他没把自己当做犹太 人，却因犹太血统被投入集中营。获得诺贝尔奖后，匈牙利许多人说他是敌视匈牙利的犹太作家，他在日记里也反复说自己“用自己的母语去理解凶手”，但这并不 是对于国家和家乡的敌视，而是对大屠杀文化和人类堕落的敌视和抵抗。
    无论何时何地，凯尔泰斯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反复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处境。冷战时期，他去东德，在过海关时战战兢兢地接受边检，受到猜疑和歧视。他作为犹太人遭到歧视，作为匈牙利人也遭到歧视，遭到双重的歧视。他把这种屈辱写得非常深刻。
    在翻译《命运无常》时，我和校对为了一句话的译法起了争执。书里描写主人公的父亲第二天将被送进集中营，一个老邻居为父亲送行时说了一句话，意 思是：勇敢地低下你的头吧！校对认为应该是“勇敢地抬起头来”。但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因为“敢于低头”。他们“低头”时，照样会 记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血脉传承。凯尔泰斯在《船夫日记》里说过一句话：生存即屈从。“屈从”是保持沉默，不与极权为伍，不做独裁者的同谋。他以这种方 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
    为什么凯尔泰斯一直在控诉匈牙利？因为一战和二战时，匈牙利政府陆续颁布了两部犹太人管理法，对犹太人进行歧视和迫害。凯尔泰斯把迫害匈牙利犹 太人的罪责完全推到德国人身上，他认为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人也要承担罪责，但匈牙利始终没有正视历史，没有向遭受大屠杀迫害的人道歉，始终未能做彻底的反 思。
    凯尔泰斯一生中有过三次机会可以离开匈牙利，但都放弃了。他要通过母语，在最近的距离去理解匈牙利。我翻译他的作品时，不愿把他看成匈牙利作家或犹太作家，他是一位人类的作家。
    宁 肯：这种屈从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凯尔泰斯在屈从的时候也在抵抗，勇敢地低下头，就是包含了屈从的抵抗，对于当下生活非常有启示。
    王家新：凯尔泰斯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是在更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进行的。他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扩展到和每一个人命运都深刻相关的程度。所谓犹太 人，在他看来就是人在集权状况下的一种状态，对此我特别认同。他的一些描述特别富有启示性，比如火车站上的警笛声、尖叫声，犹太人从打开的车门拥出，在军 官面前，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居然穿上了囚衣。这样的描述透出了他对人自身命运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揭示力。
    我还特别佩服凯尔泰斯的艺术勇气，他的作品在一般读者读来完全缺乏可读性，但他一意孤行，绝不妥协。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目的并 不是要写出好看的小说，而是对人生和历史进行总结。凯尔泰斯也一样，完全打破了寻常的写作模式、小说观念和一般作家斤斤计较的东西，这是他的艺术勇气所 在。他也因此提升了文学的尊严和个人独创性。他的语言尖锐、有质感、不空洞，每一句读来都有一种刺痛感。
    余泽民：凯尔泰斯语言中的处处闪耀思想的光辉。比如，他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创造出比上帝创造的更荒诞的世界”；比如，他谈论“现代”或“摩 登”时说：“摩登，并不是年轻时代的风尚，而是老年时代的，他不是开始，而是最终表白。艺术就像一个胚胎，它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必须经过它所有的发育形 式。”
    王家新：这些句子是从凯尔泰斯的整体创作中生长出来的，并不仅限于字面，它还存在着本身的显现和揭示，比如，“1994年的秋天，寒冷的多瑙河 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从本质上看，凯尔泰斯是一个诗人，他有诗人 的语言表述方式、修辞和隐喻。他不仅有思想上、道德上的严格性，还有对语言的非常彻底的严格性。我记得茨维塔耶娃有这样一句诗，意思是“你甚至用我的血来 检验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凯尔泰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
    (本文根据2015年8月在“理想国”凯尔泰斯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