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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文字能比他的更刺痛我们——凯尔泰斯三人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作家网 余泽民王家新宁肯 参加讨论
余泽民:宁肯曾说凯尔泰斯是一颗“弱星”,这个词给了我深刻的触动。 宁 肯:凯尔泰斯的作品让我想到黑色,类似于卡夫卡。卡夫卡的黑色有绝望、荒谬,还有反讽、幽默。但凯尔


    余泽民:宁肯曾说凯尔泰斯是一颗“弱星”,这个词给了我深刻的触动。
    宁 肯:凯尔泰斯的作品让我想到黑色,类似于卡夫卡。卡夫卡的黑色有绝望、荒谬,还有反讽、幽默。但凯尔泰斯就是纯粹的黑色,在黑色之中有一些星星。人类的思 想史上有一类人是“弱星”,它们在边缘的地方闪耀,不是不亮,而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但它们也照亮了我们的内心。
    阅读凯尔泰斯,你会觉得最熟悉的部分变得陌生起来。比如他写访问东德时,去参观一个集中营,暴雨后人们躲到休息室里,讲解员用枯燥的声音讲述死 亡,在这样悲惨、令人震惊的场所和历史语境中,伴随讲解员枯燥的描述,旁边一队队的青少年还有接吻的,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不对的。这些少量但精彩的描述, 显示出凯尔泰斯是一个叙事的天才。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如一些重要命题:奥斯维辛、集权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必然性。凯尔泰斯谈到集权下每个人都有一种宿命的东西,这构成 所有人的个性。他还引用纽伦堡审判的心理学家吉尔伯特的描述,说纳粹行刑官看起来也是个正常人,但实际上他有精神分裂式的冷漠、麻木,内心缺少情感。凯尔 泰斯觉得吉尔伯特的描述非常准确,认为这是他们这些人的特征。这种认识对当代现实生活中也非常有意义。
    凯尔泰斯是一个绝望式的作家,具有一种绝对的个性。绝望的写作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世界是悲观的,二战胜利后,他生活的环境仍然是绝望 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除了自己欲望,《命运无常》出版以后,他完全陷入一种沉默,没有任何兴奋或羞耻。这正好折射出那个时代作为他自己存在的绝对个性。
    王家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主要是谈凯尔泰斯。我曾在德国斯图加特听过一场大型露天音乐会,演奏“贝九”,指 挥是从以色列请来的,听众都是中产阶级,演奏到高潮时礼花升上天空。但那一夜我极其痛苦,我坐在德国的黑夜里问自己,你不是犹太人,没有经过奥斯维辛,是 什么在你身上痛苦?读了凯尔泰斯我们就会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痛苦。从《命运无常》的那个孩子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早年。读凯尔泰斯,那些 内在于我们身体里的创伤被撕开了。
    凯尔泰斯比很多描述奥斯维辛的作家更有勇气,也更彻底。奥斯维辛是欧洲20世纪下半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或说一个障碍。奥斯维辛最初并没有引起 关注,但经过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从哲学、神学、美学、文化、种族问题等角度不懈地追问,它才上升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 的,也是不可能的”。他是从“文化和野蛮的辩证法”角度下的论断。奥斯维辛是对欧洲文明和信仰的一次深度撞击。整个欧洲文化要对奥斯维辛负责。文化的“同 一性”、对他者的排斥、对差异性的抹杀,在奥斯维辛达到极致,成了野蛮的同谋。凯尔泰斯有很多思想比较接近于此。奥斯维辛事件就像一个集权的密码,凯尔泰 斯就是要深入揭开这样的密码。
    凯尔泰斯的写作有一种彻底性,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切。对他来说,奥斯维辛无法用过去时来表现,奥斯维辛是一部还在连载的小说,没有完成,而且 对他而言是永不完成,他的绝望和勇气都体现在这里。这使我很受震动。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诗人,我也深感惭愧。没有什么文字能比他的更能刺痛我们。
    余泽民:凯尔泰斯所有的作品写的都是奥斯维辛,他说自己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他还说,奥斯维辛是一种文化,将思考提升到俯瞰自身的高度。他说的奥斯维辛并不仅指过去,而更指向未来。这是他对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现代人的警示。
    对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永远不可能过去。他说自从人类发生了奥斯维辛之后,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文学,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要写作。凯尔泰斯说他也会写流行小说,但他只想写奥斯维辛,他想让奥斯维辛在书架上能够占有一个位置,哪怕非常小,因为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在《另一个人》里,凯尔泰斯写一个人如何能在大灾难后生存下去。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主题。他也一直以这种态度应对生活。
    凯尔泰斯一生都在对身份进行“自杀性”拷问和反思。他虽有犹太血统,但出生于并不信犹太教的犹太家庭,连家姓都匈牙利化。他没把自己当做犹太 人,却因犹太血统被投入集中营。获得诺贝尔奖后,匈牙利许多人说他是敌视匈牙利的犹太作家,他在日记里也反复说自己“用自己的母语去理解凶手”,但这并不 是对于国家和家乡的敌视,而是对大屠杀文化和人类堕落的敌视和抵抗。
    无论何时何地,凯尔泰斯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反复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处境。冷战时期,他去东德,在过海关时战战兢兢地接受边检,受到猜疑和歧视。他作为犹太人遭到歧视,作为匈牙利人也遭到歧视,遭到双重的歧视。他把这种屈辱写得非常深刻。
    在翻译《命运无常》时,我和校对为了一句话的译法起了争执。书里描写主人公的父亲第二天将被送进集中营,一个老邻居为父亲送行时说了一句话,意 思是:勇敢地低下你的头吧!校对认为应该是“勇敢地抬起头来”。但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因为“敢于低头”。他们“低头”时,照样会 记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血脉传承。凯尔泰斯在《船夫日记》里说过一句话:生存即屈从。“屈从”是保持沉默,不与极权为伍,不做独裁者的同谋。他以这种方 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
    为什么凯尔泰斯一直在控诉匈牙利?因为一战和二战时,匈牙利政府陆续颁布了两部犹太人管理法,对犹太人进行歧视和迫害。凯尔泰斯把迫害匈牙利犹 太人的罪责完全推到德国人身上,他认为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人也要承担罪责,但匈牙利始终没有正视历史,没有向遭受大屠杀迫害的人道歉,始终未能做彻底的反 思。
    凯尔泰斯一生中有过三次机会可以离开匈牙利,但都放弃了。他要通过母语,在最近的距离去理解匈牙利。我翻译他的作品时,不愿把他看成匈牙利作家或犹太作家,他是一位人类的作家。
    宁 肯:这种屈从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凯尔泰斯在屈从的时候也在抵抗,勇敢地低下头,就是包含了屈从的抵抗,对于当下生活非常有启示。
    王家新:凯尔泰斯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是在更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进行的。他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扩展到和每一个人命运都深刻相关的程度。所谓犹太 人,在他看来就是人在集权状况下的一种状态,对此我特别认同。他的一些描述特别富有启示性,比如火车站上的警笛声、尖叫声,犹太人从打开的车门拥出,在军 官面前,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居然穿上了囚衣。这样的描述透出了他对人自身命运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揭示力。
    我还特别佩服凯尔泰斯的艺术勇气,他的作品在一般读者读来完全缺乏可读性,但他一意孤行,绝不妥协。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目的并 不是要写出好看的小说,而是对人生和历史进行总结。凯尔泰斯也一样,完全打破了寻常的写作模式、小说观念和一般作家斤斤计较的东西,这是他的艺术勇气所 在。他也因此提升了文学的尊严和个人独创性。他的语言尖锐、有质感、不空洞,每一句读来都有一种刺痛感。
    余泽民:凯尔泰斯语言中的处处闪耀思想的光辉。比如,他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创造出比上帝创造的更荒诞的世界”;比如,他谈论“现代”或“摩 登”时说:“摩登,并不是年轻时代的风尚,而是老年时代的,他不是开始,而是最终表白。艺术就像一个胚胎,它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必须经过它所有的发育形 式。”
    王家新:这些句子是从凯尔泰斯的整体创作中生长出来的,并不仅限于字面,它还存在着本身的显现和揭示,比如,“1994年的秋天,寒冷的多瑙河 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从本质上看,凯尔泰斯是一个诗人,他有诗人 的语言表述方式、修辞和隐喻。他不仅有思想上、道德上的严格性,还有对语言的非常彻底的严格性。我记得茨维塔耶娃有这样一句诗,意思是“你甚至用我的血来 检验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凯尔泰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
    (本文根据2015年8月在“理想国”凯尔泰斯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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