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纪年考》，刘坦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98.00元
    商务印书馆重印《史记纪年考》，责任编辑约笔者写篇序言予以评介。该书作者、已经作古的刘坦先生是一位农家出身、自学成才的才子，在困顿生活中完成了多部学术论著，《史记纪年考》是其一，实在了不起。关于刘坦先生的传奇事迹，乔治忠先生的文章（《鲜为人知的历史年代学家刘坦》，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13日）作了详细介绍，笔者除了无限敬佩之外，别无话可说。本文集中谈一谈对《史记纪年考》的读后感，领略该书的精义所在，与读者分享。
    司马迁作《史记》，创作了系统的历史纪年法，即历史年代学。《史记》十表编年摘要，列载帝王、诸侯相承，贯通古今，划分历史断限，详今略古，为全书之经络。《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为古代史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为近代史表；汉兴以来六表为今世史表。本纪、世家编年记事，有系统的帝王与诸侯相承的在位年代记录。但纪年存在许多疏略抵捂，本纪、列传与年表互异，世家与本纪相违，其中多数年代之异为一年之差。例如，《平原君列传》载平原君“孝成王十五年卒”，而《六国年表》与《赵世家》并载“十四年卒”。又如，《赵世家》载：“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来救，秦围邯郸乃解。”而《六国年表》系楚、魏救赵，解围邯郸在赵孝成王九年。以上两例，《史记》三家注皆有指陈。
    古代纪年的一岁之差有多种原因：或为所据史料不同；或为误记；或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或为虚岁与实岁纪年不同；或为叙事突出行文的顺畅而统摄使纪年晦涩，导致误解。孝成王八年，平原君求救于楚、魏，而楚、魏九年来救，解围邯郸，《赵世家》《六国年表》皆不误，而《赵世家》用“还”与“及”两字突出平原君外交活动的成果，而疏略了两年时间的距离，“秦围邯郸乃解”句之前应补“九年”二字。
    三国时谯周《古史考》、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近人崔适《史记探源》，引证文献考辨《史记》之失，自然涉及许多年代的纠正，但不系统。《史记纪年考》是一部专门全面地、系统地梳理《史记》纪年的论著，有别于传统的考证，不是广征博引文献来正误《史记》，而是就《史记》论《史记》解读司马迁的历史纪年法，以纯学术的视角来看，《史记纪年考》应名之为《史记纪年表》，但其中考辨了许多纪年的失误，所以名为《史记纪年考》也相宜。这里旨在说明《史记纪年考》本质是一部古籍整理专著，而不是传统意义的考据辨正专著。为此，作者刘坦特别在《凡例》第一条慎重声明：“本考为《史记纪年考》，而非《古代纪年考》，故于《史记》以外之纪年，无论是非，词组只辞，并无所取，以完一家之言。”笔者非常赞赏这一原则，此可为研究《史记》者之一座右铭。特别是批注《史记》、研究《史记》疑案的作者要牢记这一座右铭，解读《史记》，第一要义是透彻了解司马迁的著述旨趣以及著述方法，而不是撷取片言只语来标新立异、钻牛角。
    《史记纪年考》全书有三大亮点，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其一，宏观架构，立意高远；其二，参错互证的考据方法，简明精细；其三，表列年代体系完美，异同自见。分述于次。
    其一，宏观架构，立意高远。《史记纪年考》全书三卷，第一卷为《综合年表》，总体表现《史记》的纪年内容与方法，是居高临视《史记》总体工程，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说法是“鸟瞰”；卷二是分篇，也可称为分专题梳理本纪、世家的纪年；卷三是《考定年表》，用卷二的成果与《史记》十表对照。卷二、卷三，依梁启超氏的说法是在地上穿街走巷做细致调查，也可称为解剖方法。《史记纪年考》的三卷式架构，分开看各卷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合起来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立体架构，共同完成《史记》的年表与本纪、世家的互证，在对照中清晰地展示了《史记》全书的纪年内容与纪年方法以及异同是非，多数年代的讹误得到纠正。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今考《史记》纪年，虽多疏略抵捂，然要其本末，则常遗之于前，终得之于后，又或失之于后，而可证之于前。”《史记纪年考》展现的三卷式架构，看似简单，立意于会通思考，全面系统把握，其实是呕心沥血的创作。《综合年表》的制作，作者以已知的共和元年庚申为基准点，之前的纪年逆推，之后的纪年以《史记》十表互证，把本纪、年表、世家总汇一体考查，用以纠其错误，一经点拨，豁然开朗。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作者通考《史记》纪年，宏观架构，立意高远，获得了成功。
    其二，参错互证的考据方法，简明精细。对《史记》纪年中的疏略抵捂，作者在卷二中运用排比本纪、世家以及年表的纪年，参错互证，是非自显。试举一例以明之。
    《秦始皇本纪》篇后附有秦起襄公至秦二世共32代国君相承年表，结句为：“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正义》曰：“《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史记纪年考》排比《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录、《六国年表·秦表》自襄公至秦二世之纪年：《秦本纪》为577年，《秦始皇本纪》附录为572年，《六国年表》为571年。《秦始皇本纪》附录与《六国年表》相当一致，其中秦悼公在位，《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为14年，《秦始皇本纪》附录为15年，于是多出一年。《秦本纪》纪年，灵公纪年13年，《始皇纪》、《年表》为10年，多出3年；简公、献公又各多出一年，于是《秦本纪》纪年共为577年，多出《秦始皇本纪》5年，多出《年表》6年。以上歧义，《史记纪年考》如何考证的呢，兹引录悼公纪考全文如下：
    悼公纪年，《本纪》及《年表》，同为十四年，而《始皇本纪》，为十五年。因《始皇本纪》所录，无事可据，兹故仍以《秦本纪》考之。据《秦本纪》载：悼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年表》载吴晋争长于黄池，亦当秦悼公九年。按《晋年表》载定公三十年，“与吴会黄池，争长。”又《晋世家》亦载：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是则秦悼公之九年，与晋定公三十年同年。复据《秦本纪》载：厉共公“二十四年，晋乱，杀知伯，分其国，与赵、韩、魏。”按《晋世家》载：“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又《年表》载：晋哀公四年，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败知伯晋阳，三分其地，亦当秦厉共公二十四年。是则秦厉共公之二十四年，与晋哀公四年同年。以晋历年考之，自定公三十年，至哀公四年，凡为三十年。则秦自悼公九年，至厉共公之二十四年，亦应为三十年。今依《秦本纪》及《年表》谓悼公十四年数之，适得三十年。更以《始皇本纪》谓悼公十五年数之，则为三十一年。故以晋历年为征，则《始皇本纪》载悼公十五年，实衍一年。
    以上引文就是一例生动的排比参错互证方法，非常简单而适用，但要细心烦琐地排比，比较各方记载，不是人人想得到做得到的事。至于秦灵公多出的3年，简公、献公、庄襄王各多出的一年，均用同一方法考出。于是秦纪的纪年得到验证，《年表》的记载最为正确。至于561年与610年的记载，明显是误记。561年与《年表》的571年差10年，而610年则差39年，两个数字都不是司马迁的统计。561年是《正义》张守节的统计，或一时粗心致误。《秦始皇本纪》的附录，与《过秦论》上篇、中篇系后人补入，兹不赘言。其三，表列年代体系完美，异同自见。前文指出，《史记纪年考》，实为《史记纪年表》，作者解读《史记》纪年，主要形式为用列表纪年方式表述，即使是第二卷《唐虞夏商纪年考》亦将最终成果用列表方式表述。卷一直接命名为“综合年表”，展示《史记》全书纪年内容，卷二是考据，卷三《考定年表》与卷一首尾呼应，实质是“综合年表”与《史记》十表做简化排比互证。善治史者莫过于善于制表，能够把复杂丰富的历史内容简明地纳入尺幅之中，即为表也。唐司马贞曰：“《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着，须表明也。”（《三代世表·索隐》）清赵翼曰：“作史体裁，莫大于是。”（《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纪年考》是一部非常完美的历史年代学论著，《史记》纪年的文字异同与是非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
    作为学术论著，直行排版的《史记纪年考》供专业人士参考较为庄重，如果作为工具书，则要横排，并标示公元纪年，以便广大读者阅读、应用。笔者建议稍加整理，改造成为一部读《史记》的工具书，社会效益更大，也不辜负作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