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州极为闷热的酷暑中迎来本学年下学期的最后一周。学期结束前要完成的工作少不了填写各种表格：任教课程的学生成绩表、研究生的审核评价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考研推荐信等等。当我埋首处理这些表格的时候，时而忍不住翻阅着手边那部厚达七百三十多页的巨著，它似乎在安慰我，告诉我这些表格起源于1789年一位巡察员对维腾堡大学的教授进行的学术评估，再往前还可以联系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在德国各邦建立的巡察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会最古老的巡察权（jus visitandi）——好吧，既然人家也有那么久远的渊源，那就别埋怨了！ 这部巨著就是美国科学史家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徐震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我想它真的值得在今天的大学里混的老小伙伴们都读一下，好歹知道一下我们的处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与以前曾经谈过的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的《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和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的《欧洲大学史》（第一卷、第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等关于大学教育的著述都很不相同，该书既有“教育史”的性质，也有社会史、文化史和科学史等学科性质；它有大量极其微观的档案分析，也有宏观、开阔的视野，在我看来它的确属于那种历史研究中的博大精深之作。 威廉·克拉克自述该书“追溯的是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的学术形态一直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后者的存在依托于研究性大学，本书力图探究的重点就是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为此，本书将注意力放在‘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这两个概念上——它们共同驱动了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进程”（“序论”）。关于该书的核心内容，作者在“序论”中概括得很全面又很简洁：“本书所覆盖的时间段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尤其关注1770-1830年间。研究性大学发端于新教德国各邦，到十九和二十世纪传遍全球。……本书将对学术实践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在其看来处于蒙昧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这是全书的核心主线，而同时存在的另一主线是关于“学术卡里斯玛”：“如果一位新教德国的学者想得到任命，他就必须符合一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包括发表作品的数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不过，要取得真正的成功，他还必须博取名声、紧跟潮流，还要在著作中让人看到才华横溢，即表现出‘原创性’。这成为一种新的卡里斯玛，它与以获得‘掌声’和‘认可’为目的的著述活动紧密相连。我认为，现代学术体制正是通过培育这种新型学术卡里斯玛而形成的。”（同上）如果说前一条主线给我们提供了宏观的历史认知，那么后面这条主线简直就是勾画出当代学者的理想人生轨迹，许许多多的老小伙伴们对此可能深有体会，甚至心有戚戚焉。 但是，令我感到更有吸引力的是该书中来自那些古旧的学术档案、文献的学者故事与作者的写法，恰如安东尼·葛拉夫顿在《纽约客》杂志上写的，“（克拉克）用机智的分析，趣味盎然的档案轶事及诡异的幽默感建构起这部作品，那种起头如神来之笔的作者总是令人难以抗拒。一部奇特的杰作！”还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从我的专业来看特别重要的图史互证式叙述。该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历史图像，作者耐心而准确的解读使它们本身所蕴藏的信息多有呈现。 作者称作“学术制度的物质材料”主要是指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小工具”——目录、图表、（论文）表格、报告、问卷、卷宗等等，现代学术体制的权力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这些琐碎的材料构成。作者说，“我们可以从学术制度的物质材料中获益匪浅——从课程目录（lecture catalogue）的变迁，可以洞悉学术工作的性质；从图书馆的‘目录之争’，可以发现研究性图书馆的构建；从评估表，可以发现学术的商品化；从文书的格式，可以了解学术任命；从学位论文标题页的图像运用，可以了解哲学博士；从木制的桌子（table）和纸制的表格（exam）可以明白考试的性质。”（第4页）在这些物质材料之上，作者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大学体制中的所有角色和几乎所有环节，以具体的档案材料还原出一部活生生的儒林“内史”。 很有意思的是一幅收藏于耶拿大学、大约作于1740年的图画《一场博士学位口试以及之后的庆祝》（图4.1）。画面的上半幅是教授在提问：“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据图中的说明文字），站在左边的博士候选人“回答得根正苗红”：“打倒沃尔夫！朗格万岁！”这个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德国著名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在神学和哲学上坚持异端立场而受到德国各邦保守势力的反对。画面下半幅描绘的是候选人们通过考试后的庆祝场面，画面配字从一个学生嘴里冒出来：“沃尔夫万岁！打倒朗格！”作者认为“考官在此所提的问题，似乎更适合审讯而不是考试。考试的‘审判-供认’性质昭然若揭”（110页）。作者还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1889）中的一段话：“摘录于一场博士考试：‘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把人锻造成一台机器。‘达到那一目标的手段是什么？’——人必须学会变得无聊……‘谁是完美的人？’——官僚……”（第108页） 再看看写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学者的那些研究论文吧：《论为何许多学者毫无创见》《论过度劳作而导致早亡的诸学者》《论学者们邪恶的妻子》《多子的博学之士……或被上帝赐予许多孩子的学者》……还有些论文专门写买书太多的学者、一本书都没有的学者、对于头衔疯狂热衷的学者、喜欢出尔反尔的学者、胆小怕事的学者、游手好闲的学者、与天使说过话的学者、与魔鬼有约的学者、在国外名声显赫而在国内默默无闻的学者、不能正常说话的学者、视力不佳的学者、因招摇撞骗而出名的学者、在自己生日去世的学者……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大都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有注释、资料来源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有时还颇受欢迎，相当一部分都一版再版。 同样很有意思的是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曾在哥廷根大学求学的麦肯森在1791年匿名出版了一部介绍哥廷根大学及其教授的学生指南，描述了哥大非同凡响的骄傲和虚荣。那些教授们“最感困惑的事，就是你居然从未听说过他们”。然而作者在哥大没有发现什么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属于“撞上大运的”，不过只具备些“中人之资”（talent de bien faixire）罢了。在那里你需要学会的是利用商业优势运作事情，引领时尚，把学术著作装扮成“奶油泡芙”——总之，“凡是能制造喧嚣的，在哥廷根都会大受欢迎”（444-445页）。作者最后说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家“通过互相引用制造声誉的学术贸易公司”（465页）。 “不出版就滚蛋”这句话似乎曾被认为出自美国学界，实际上来自1749年普鲁士对在大学任教的硬性要求。1749年的规章规定，成为讲师至少要有两篇辩论论文；要成为编外教授，还需要有另外三篇辩论论文或出版物，其篇幅与当代学术期刊文章相当。最后，要成为正教授则还要有三份出版物。因此，“最能体现学术资本的是附件、清单和出版物”（301-302页）。 那么，还是赶紧填好你的表格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