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
    日前参加淄博“齐文化与稷下学”的高峰论坛，见到了不少多年前和最近时期研究黄老学的新、老朋友，引起了回顾与展望的兴趣。
    黄老学无疑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学问之一。“黄老”相连的起源应在秦汉时期，战国时期盛行的黄帝，尚未见与老子相连，汉代的记载中才有“黄老”连称的出现，如《史记》《汉书》中之“黄老之术”“黄老之言”“黄老道德之术”等等，或简称“黄老”。事实上，战国时期黄老已成为一门学问，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著作。那就是一些以黄帝或黄帝君臣命名的著作，如《汉书·艺文志》所记述的那样：《黄帝君臣》下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下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再就是齐稷下学宫部分稷下学士的著作，具体是哪些人是应该进一步研讨的。
    黄老学早已存在，它在历史上的发展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黄老学的研究，是20世纪以来的事。1944年郭沫若发表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应该是最早最明确（至少是影响较大的）提出“黄老学派”的研究论文。稍后，差不多同时蒙文通发表《杨朱学派考》（1946年）中有“黄老考”，讨论的主要问题与郭文相同。郭、蒙二位论文的主要内容都是具体论述稷下一些属于道家学派的人物。郭文更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述，如：“黄老学派，汉时学者称为道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钘、尹文，都是道家”“这些道家，他们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等。在论述完“稷下的道家三派的勃兴及其发展”后总结说：“这一学派的兴盛对于当时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宏大……而尤其重大的是影响秦汉以后的政治”“世人皆知汉初崇尚黄老……魏晋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今天重读这些论述，仍然感到值得进一步注意。
    1961年蒙文通先生根据原来的《黄老考》发表的《略论黄老学》可称是黄老学研究的延续。蒙先生在文中有南北学派之分，应为其首创。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等几篇，唐兰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四经》。后来，比较一致的称为“黄老帛书”。于是引起了黄老学研究的一个热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钟肇鹏的《论黄老之学》（《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对黄老之学的产生、发展、演变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考查，一直讲到“汉代的流传与演变”。论文中有两部分讨论“黄老帛书”，显然是与马王堆出土帛书有关而引发的研究黄老学。熊铁基在研读《吕氏春秋》《淮南子》时提出“秦汉新道家”“也就是黄老学派”（《文史哲》1981年第2期）。
    同时，相应的学术会议和研究著作也在酝酿之中。1982年在山东淄博开了一次“稷下学讨论会”，这在黄老学研究思潮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如郭沫若所说：“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研究深入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末，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比较突出的，其酝酿时间也在80年代初。此时期也有专门论文，如余明光的《黄老思想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1期），刘蔚华、苗润田的《黄老思想源流》（《文史哲》1986年第1期）。1989年有余明光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有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此外，还有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涉及黄老学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黄老学研究在深入，2015年曹峰发表《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且表示：“最终目标是要写一本《黄老道家思想史》。”这是一个很好也是必要的愿望。但是也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确定。
    首先，“黄老学”究竟如何界定？它包括哪些内容？最近淄博的学术会上，吴光先生进一步明确提出：“稷下道家非黄老学派”，否认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实际上还有蒙文通）之说。人们所说的《管子》《心术》等四篇，“也不能定其为黄老”等等。可见，进一步研究、界定“黄老学”仍是一个问题。还有如来自台湾地区的黄汉光就不同意《吕氏春秋》《淮南子》是黄老之学的著作（《黄老之学析论》，鹅湖出版社，2000年）。讨论黄老学有哪些著作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黄老学汉代以后如何发展，郭沫若说“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这话有点武断，但又值得深思。我们可否理解，他这里的“道家”应该说是黄老道家，因为他全文是批判黄老学派的。事实上，两千多年来黄老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从汉以后，主要从政治和养生两个方面发生影响。
    政治影响，清代魏源在《老子本义序》中有一段议论可以说明，他在讲了西汉黄老之治后说：“此黄老无为而治天下。后世如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遗意。是古无为之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朱元璋读《老子》的“民不畏死”而思罢极刑，顺治帝认为《老子》乃治心治国之道，这些与黄老学的发展和影响，应该也有关系。这些是黄老学政治思想的正面、理想的一面。
    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上引郭沫若文的下面一句，也是全文最后一句：“礼教固然吃人，运用或纵使礼教以吃人的所谓道术，事实上才是一个更加神通广大的嗜血大魔王呀！”文学家郭沫若的语言如此夸张，但终究反映的是什么思想？他在黄老学批判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所谓“道术”与黄老学有无关系？什么关系？
    养生，也是黄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看到较早最明确提到这个问题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的：“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黄老学著作《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的“养生论”与此精神一致，“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黄老学早期的养生论就有此突出的特点。汉末养生问题在道教的发展中得到传承，成为一种突出现象，有一个较典型的故事。宋太祖曾向年逾80的道士苏澄询问养生之术，苏澄说：“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后世的养生学、养生论不乏黄老学的影子。
    再次，黄老学之学术、思想的具体深入探讨，是今后黄老学研究的一个最大方面。包括一些黄老学著作的认定和内容的深入探讨，比如《管子》《心术》等几篇，《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新出土文献等。也包括一些中心论题的进一步解读，如“道论”“政论”“道法”“道术”以及“道与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