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江永
    钓鱼岛问题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始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迄今，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和认真清理这段历史，反而竭力维护这一虚拟的所谓“国益”，是这一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根源所在。
    

    日本政府迄今坚持认为：“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在历史上始终都是日本领土的南西诸岛的一部分。即，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由内阁会议（‘阁议’）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在国际法上这一行为符合正当获取领有权的方法（先占原则）。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没有被包括在按照1895年4月缔结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当中。”这种说法不仅改变不了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甲午战争窃占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反而证明1895年之前钓鱼岛从来没有被日本统治过。日本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于1895年便占有钓鱼岛列岛（日本所谓“尖阁诸岛”）全部岛屿。在日本相关的秘密决议中，只提及“鱼钓岛”和“久场岛”，即钓鱼岛和黄尾屿，而未包括赤尾屿等其他岛屿，也未出现这些岛屿的总称。
    日本窃取钓鱼岛是吞并琉球后向外扩张的结果
    日本政府称“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隶属冲绳县管辖。但是，如前所述，冲绳县曾经是有500多年历史的琉球国，而非日本固有领土，更何况钓鱼岛并非琉球国土，因而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之说毫无根据。
    日本对琉球素有野心。陈侃1534年册封琉球时，琉球国便受到日本觊觎。据陈侃《使琉球录》记载，“闻昔倭寇有欲谋害中山王”。当时琉球王派人对陈侃表示早就想前来陪伴，但“因日本人寓兹，狡焉不可测，其衷候其处境而后行，非敢慢也。予等但应曰，已知矣。海外之国唯彼独尊，深居简出乃其习也，并井底之蛙。”
    1590年丰臣秀吉（ＴＯＹＯＴＯＭＩ ＨＩＤＥ ＹＯＳＨＩ）赢得内战、实现日本统一后，于1592年、1597年两度入侵朝鲜，目的是侵略中国。早在1588年8月，萨摩藩首领岛津义久（ＳＨＩＭＡＺＵ  ＹＯＳＨＩＨＩＳＡ）就曾经给琉球国王尚永发函，要求其派使臣庆贺丰臣秀吉升任关白。尚永国王未从，不久便去世，尚宁国王继位。当时，岛津义久把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向萨摩藩征缴的军饷转嫁给琉球国，以显示其“统治琉球”。
    

值得注意的是，1593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后的第二年便派人前往菲律宾要求向日本纳贡。当年，日本使臣途经台湾时带去丰臣秀吉给所谓“高山国”（台湾）国王的“招谕文书”，令台湾称臣纳贡，扬言“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讨伐之”。但因台湾从无所谓“高山国”、“高山国王”，日本投书无门，此事不了了之。
    1594年，由于明朝政府派李如松率4万人出兵援朝，与朝鲜名将李舜臣联手击败日军，琉球国王尚宁拒绝向萨摩藩缴纳军饷，而仍向中国朝贡。1597年2月，丰臣秀吉再度发兵14万入侵朝鲜半岛，但因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逝，同年12月日军只好撤出朝鲜半岛。其后，日本从1609年起，历经270年，大体上分五步走，最终以武力吞并了琉球国。
    第一步：丰臣秀吉所属的第四军头领——萨摩藩的岛津家久（ＳＨＩＭＡＺＵ
    ＩＥＨＩＳＡ）于1609年3月4日派大将桦山久高（ＫＡＢＡＹＡＭＡ  ＨＩＳＡＫＡＴＡ）率兵入侵琉球国。
    日军3000多人乘80多艘战船入侵琉球，同年4月攻占那霸首里城王宫，抓走琉球国王尚宁，迫使其投降并向日本进贡，并霸占琉球的奄美群岛。1611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告知琉球国王尚宁纳贡的“岛屿封疆”范围写有久米岛、宫古岛、八重山岛等，但不包括钓鱼岛。尚宁对萨摩藩十分不满，1614年给中国明朝礼部的信中写道：“倭愚蠢而狡诈，昔破朝鲜，今损琉球。”当时日本中央政府德川幕府认可萨摩藩主侵占琉球，但为利用琉球与中国的传统关系获取贸易利益，表面保留了琉球王统治的形式，暗中则通过在那霸设立“在藩奉行”，实施所谓“间接统治”。日本更大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吞并琉球打破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华朝贡体系，进而占领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以武力建立日本的东亚盟主地位，实现日本的亚洲霸权。
    

第二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琉球国的历史命运开始被改变。
    1871年中国新疆受到沙俄入侵。日本乘机一方面向中国“示好”，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另一方面则企图吞并琉球国。以大久保利通等为代表的长州藩、萨摩藩掌权后，日本决心废除琉球国同中国之间的藩属关系，而彻底把琉球变成日本的一部分。1872年9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突然宣布，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将琉球国改称日本的“琉球藩”。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大藏省《琉球藩杂记》中详细记载了琉球所有岛屿、村庄、人口，但其中并无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台湾附属岛屿。同年3月6日外务省《向琉球藩辖内久米岛等五岛颁发国旗及律令的文书》称：“无奈海中孤岛国界尚有不明之处，难以预料外国卒取之虞。此次，授与你藩大、中型国旗七面。自日出至日没高悬于久米、宫古、石垣、入表、与那国五岛官署。”外务省主管此事的人正是前述撰写《冲绳志》的伊地知真馨。
    第三步：当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是吞并琉球，并为此首先染指台湾。
    1871年10月18日从那霸起航的琉球宫古岛的4艘船只遭遇风暴。其中一艘飘至台湾南部。触礁后，船上69人中3人溺水身亡，66人登岸后与台湾原住民发生械斗，54人被杀，剩余12人逃入台湾凤山县被当地清政府官员所救并经台湾府转送福州的琉球馆，于1872年6月2日乘船离开福州，于同月7日回到那霸。日本明治政府得知后便开始以此为借口策划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但是，当时琉球国毕竟不是日本领土，日本出师无名且准备不足。况且，即便到1872年日本利用沙俄入侵中国新疆伊犁地区之机把琉球改称琉球藩之后，中国清政府仍强调琉球国民非日本之属民。
    1872年夏，时任日本大藏大辅井上馨曾向日本政府建议，把琉球纳入日本版图。他主张“宜肃清从前之暧昧之陋辙，采取措施，扩张皇国规模，但不可挟持威力，行侵夺之举。当接近彼之酋长，招至阙下，谴责其不臣之罪……然后速收起入版籍，明确归我所辖……”日本政府当时认为，“琉球的两属乃名义之不正，但若如今匡正令其归我，则将与清国发生冲突，即使不发生争端，亦会因其手续繁杂而徒劳无益。名为虚，实为要。（琉球）接受清之册封，奉中国为正朔，乃虚文之名义，而岛津氏发兵，镇抚其国乃为要务之实。吾得其要务之实，而予清国虚名名义，故可不纠。”
    然而，1873年3月小田县（今冈山县）4名日本人在台湾遇难，为日本出兵台湾提供了口实。同年10月，日本国内政局变动。大久保利通得势后于1874年2月6日确定了日本政府“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包括向台湾派出间谍刺探各种情报，为出兵台湾做准备。1874年5月17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就日本首次出兵海外发出布告。其中以这两次在台湾发生的事件为由宣称：“台湾与日本接近，开通交通后也有渡海赴台之日本人，所以这种事件值得忧虑，派西乡从道对加害我国人民之事兴师问罪，为今后我国人民航海安全开辟取缔之道。”于是，当天西乡从道便率兵3658人从长崎出发进犯台湾。此举迈出了日本以维护航海安全为借口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一步。
    

    其后，积极参与策划入侵台湾的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到北京进行了40天的谈判，于同年10月31日迫使清政府签署《中日北京专条》。其中第一条竟然称：“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方还向日方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出兵和损失补偿费。这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侵略首试锋芒，并把琉球人与日本小田县人在台遇难事件混为一谈，作为出兵“理由”，从而为最终吞并琉球埋下法理伏笔。当时的清政府似乎并未识破日方的伎俩，以为可以委曲求全。而大久保利通回国后便以《中日北京专条》为据宣称，这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日本，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划定。
    第四步：1875年日本内务大书记松田道之向琉球“藩王”尚泰发出“九条命令”。
    其中包括彻底断绝向中国派使朝贡，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立即到东京向天皇“谢恩”，政治、外交、军事、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由日本统管。当时琉球不从，并继续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琉球国王曾派人向中国求救。日本幕府则软禁琉球国王并封其为皇室华族。琉球国不甘被日本吞并，秘密派出以琉球王族向德宏（幸地朝常）为代表的请愿团来华，开展救亡图存运动。向德宏之父是琉球国三司官即宰相向统绩（幸地朝宪）之子、尚育王四女兼城翁主之夫，是琉球国最后的国王尚泰的姐夫。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五日，琉球国代表向德宏、蔡大鼎（伊计大鼎）、林世功（名城世功）等39人抵福州，向闽南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报告琉球即将亡国的情况。何、丁二人联名将日本逼迫琉球一事转呈清廷，并建议由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日本政府交涉。
    然而，清政府一心只想通过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以外交谈判阻止或延缓日本吞并琉球，避免与日对抗导致腹背受敌于俄日。因此，接到福建地方官员呈报后，并未向琉球国派一兵一卒，也未允准向德宏等人入京，反而要琉球国请愿代表遵旨回国，不要在福建停留。向德宏等人在北上不行、回国又不甘的情况下在福建滞留3年。
    

    当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曾对日据理力争。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十二日，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联名向日本外相寺岛宗则发出照会称：琉球国“从古至今，自为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合众国（美国）、法兰西国、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附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中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理之事……切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约》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有侵越，两国自应遵守不渝……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中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务望贵国待琉球以礼，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旧章，并不准阻我贡，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然而，日方对何如璋公使的照会置之不理，反而以何如璋照会措辞“无理”为由强词夺理，要求中方撤销何公使抗议照会，并得寸进尺。不仅如此，日方利用李鸿章“求美劝日”心切，通过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向李鸿章“告状”，挑拨李鸿章与何如璋的关系，借李鸿章压何如璋收回成命。当时，格兰特给清政府的信函中称：“有一件文书（何如璋照会），措语太重，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结果，清朝总理衙门竟然回复格兰特称：“从前所论，可概置勿论。”李鸿章还责怪何如璋“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由于清政府对“球案”交涉的态度软弱，驻日公使何如璋虽然据理力争，但效果甚微。
    

    滞留福州的向德宏等人闻知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后，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潜行入京乞师，但仍无结果；林世功还以死乞师，亦未换得清政府的同情。从琉球诸臣到福州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长达十年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向德宏等人在福州、北京等地先后向福建布政司、中国驻日公使、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总理各国衙门的恭亲王奕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闽南总督杨昌濬等上书请愿。虽然中日两国在数年中多次就“球案”进行交涉，但最后都不了了之。1894年一场决定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甲午战争也决定了琉球国的命运。
    第五步：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出兵征服并彻底吞并琉球国。
    1879年3月8日，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废琉球藩，尚泰移居东京”。同年3月27日，松田道之率领约600名日本军警攻入首里城，宣读了废藩置县通告，把“琉球藩”改为日本冲绳县。同年4月4日，日本完全吞并琉球，但遭到中方反对。同年5月10日，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亲王向日本发出照会称：“琉球自古一国，世受中国册封，奉中国为正朔，入贡中国于今已数百年，天下之国所共知也……中国盖认为其为一国也……各国亦认为其自为一国也。琉球既服中国而又服于贵国，中国知之而未曾罪之，此即中国认为其自为一国之明证也……贵国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是贵国蔑视中国并各国也……宜即知照贵国，将废球为县一事速行停止。”
    但是，此刻中国遭到欧美列强的欺压，已不可能出兵保护琉球。1879年，清政府与沙俄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争夺激烈。日本吞并琉球的计划此时也借机付诸实施。于是，失去中国保护的琉球国便难免遭到被日本吞并的厄运。1879年5月12日，日本政府在琉球宣布废除琉球国，强行规定琉球王为日本天皇的藩臣，琉球人为日本臣民，琉球国从所谓“琉球藩”又被改为日本的冲绳县。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知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外务省称：“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多次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国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由内阁会议（“阁议”）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在国际法上这一行为符合正当获取领有权的方法（先占原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52年3月日本外务省编纂发行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和第二十三卷，对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的过程有清楚的记载。简而言之，钓鱼岛是日本乘甲午战争之机，未等签署《马关条约》即秘密决定占有，并通过殖民统治台湾而实现窃占的。
    可以认为，日本长州藩军阀山县有朋正是日本窃占中国钓鱼岛的始作俑者。他作为日本陆军创始人，1874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时曾任日本陆军中将兼陆军卿，1878年曾以陆军卿名义颁布《军人训诫》，1882年起草《军人敕谕》，强调军人绝对服从天皇。其后曾任日本首相、枢密院议长、陆军最高统帅。据日方档案文献记载，1885年，根据内务卿山县有朋的密令，冲绳县曾两次派人调查钓鱼岛。其中一次口头调查，一次在钓鱼岛海边跋涉观测。1894年8月，山县有朋因自告奋勇出征而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率军杀入朝鲜和中国辽东。
    1885年，在山县有朋推动下，日本外务省也进行了相关情报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外务卿密信的方式告知内务卿山县有朋。此后，截至1895年日本窃占钓鱼岛的近10年中，冲绳县未再派人赴钓鱼岛进行调查。
    

    其实，在1885年日本官方下令秘密调查钓鱼岛之前，外务省早已从英国当时最新文献中获悉英国已认定钓鱼岛是中国台湾附属岛屿，赤尾屿是中国最东端的岛屿。对此，日本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相反，日本对钓鱼岛进行秘密调查的过程非常诡秘，不仅生怕走漏风声，而且一直在内务省与外务省之间以密函协商。外务省还做贼心虚地紧盯着中国报章所透露的信息，为这些秘密行动“站岗放哨”。1885年9月，外务省一发现中国《申报》有关“台岛警信”的报道，便立即建议内务省暂缓建立日本的国标。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认为：外务省所谓“1885年以后，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方法进行了多次调查”的说法有假。冲绳县前往钓鱼岛调查只有一次。日本外务省明知这一点，但为留下狡辩的余地而特意说成“……等方法多次进行调查”，其中包括外务省的情报调查。然而，日方通过各种方法调查的结论是：第一，钓鱼岛、黄尾屿是无人岛，没有看到中国统治的痕迹；第二，这些岛屿已由中国命名，为中国熟知；第三，中国报纸提醒政府注意日本占据中国台湾北部这些岛屿的报道；第四，日方没有证据证明该等岛屿属于日本，若建立日本国标，将涉及与中国谈判，但时机不宜。因此，1885年日本政府调查后没敢立即占领。
    作者简介
    
    
    
    刘江永，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兼东北亚研究室主任。1999年任中央外办参赞（副局长）。2003年起在清华大学任教，2010年任现职，兼任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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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
    作者：刘江永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插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