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性别可能带来局限并可能因反弹而击伤自己，而无视性别和有意弱化性别则更是对女性的伤害。
    女性诗歌一直是个话题，但如果梳理一下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会发现，它其实包含着许多独立而又交叉的论题和语义，比如题材角度，即以女性为表现对象、主题或原型，比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复杂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当然，最一般和常见的是作者角度，即女性诗人的写作。
    其实，从诗歌的经典化和好作品主义来看，性别、年龄、族群似乎都不重要，尤其在主张纯诗的人们看来。但是，任何写作都是在一定的场域进行的，写作者虽都是不可重复的个体，但依然因自然和社会的属性而在客观上构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并因此在许多相对抽象的层面形成通约，包括时代与文体都可以构成权力预设在个体写作的前面，形成必须遵守的写作路径、规范甚至写作风格，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古典时期中国的女性诗人们的写作风格大体类似，为什么中国古典爱情诗的意象与修辞策略大体类似并且形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母题，而“香草美人”自屈原始就成为个体与家园关系诉求的审美通道。
    毫无疑问，女性诗歌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话题，如果将古典时期的女性诗歌一并纳入讨论的话，古典与现代的断裂是不言而喻的。在一次女性诗歌的研讨会上，一位评论家忽发奇想说，如果让《红楼梦》大观园海棠诗社的诗人们来讨论这样的话题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红楼梦》中的诗歌生活非常活跃和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那里经常举行诗歌大赛，诗歌研讨，读诗、学诗、写诗蔚为风气。在大观园的诗歌活动中，女性是主体，诗歌创作成就也最高。曹雪芹诗学修为之高已成红学定论，但很少有人敏感到他对中国女性诗学的研究尤为独到，他其实是在小说中复活了中国古典女性诗歌生活，并且以感性的、现场的方式总结了古典女性诗歌的伦理、美学标准和写作戒律。尽管大观园中的女性的三观差别很大，但她们的诗学观都大体一致，并都区别于男性诗学而趋于保守。男性诗歌的艺术是她们的榜样，而诗歌题材、语义、情感则严格限定在风花雪月的休闲范畴，如果哪位的诗歌尺度偏大，便会立刻遭到指责，并上升到如何做好女人的高度。这里面透出的信息十分有趣，在中国古典诗学典籍中，一直缺乏对女性诗歌写作的大规模研究，而曹雪芹以虚构的方式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不但生动地展示了古典时代女性诗歌写作的场景，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古典女性诗歌的本质。
    所以，晚清以及近代的一些信息便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古典与现代的断裂实际起于彼时，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国社会的大规模变革，包括文化，包括语言、传播与文艺生活都在晚清风起蘋末。我们可以说出一大批晚清诗人的新气象，如丘逢甲、黄遵宪，他们实际上是在以旧体诗写新思想，写新生活，这样的风气也影响到女性诗歌写作，比如秋瑾，我一直以为对这位革命家的诗歌地位、成就与意义缺乏准确的认定，她实际上是反出中国古典女性诗歌写作的第一人。而不管是从曹雪芹的虚构复活，还是秋瑾的苍凉悲愤，女性诗歌总体上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征候，这是本质。正如社会学认为女性生活的文明程度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尺度一样。大观园中女性严格地将诗歌限定在花园和闺阁中，而秋瑾则将诗歌投放到大变革的腥风血雨中，其中的消息是一样的，并非哪一个女性诗人个体所能左右。
    讨论女性诗歌，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五四”一代诗人，冰心、林徽因，再到后来的郑敏、陈敬容，其作品的语义内核便是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她们已经拥有了比秋瑾更为自由的生活空间和更加解放的社会环境，也拥有了比秋瑾更放任的诗歌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可以说，女性诗歌因其性别主体意识，对社会环境更为敏感。敏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社会氛围的及时反应或响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女性诗歌基本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复制，很少有人去仔细研究五十年代新民歌运动和七十年代小靳庄诗歌，更不要说去研究其中的女性诗歌了，因为这些诗歌活动诗学成就不高，而女性诗人的性别意识也不明显，其实，这些特点恰恰是研究的切口，是当时社会权力规约诗歌的真实反映。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天安门诗抄及其后的朦胧诗一样，它们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作出了自己的应对，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载体。舒婷以及一大批女性诗歌的贡献在哪里？当文学史开始书写她们时，似乎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忘记了这群诗人的生存状况与思想诉求，而统统提纯净化为诗歌艺术，这是严重的非历史主义。其二，是女性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敏感。至少到目前来看，女性并未真正做到彻底的解放，而且这样的目标似乎遥遥无期，因为即使社会做出了百分之百的准备，女性身体的自然特性却是无法超越的，身体的特性会对女性活动构成限制。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言，女性诗人时时以激烈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与社会争空间和权利。下半身写作，梨花体，直到近年成为话题的余秀华诗歌现象等等，本质上都是女性立场的超常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诗歌的身体叙事与身体抒情其美学价值要远远低于它的社会价值。余秀华诗歌现象包含着双重的弱者文化，一是社会的，一是性别的。像所有的弱者一样，女性总是试图破坏规则。我们知道，弱者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身体与语言，他们喊叫，最后以身体相搏，只不过女性在运用这两个武器的形式、手段以及社会影响更具有自己的特点罢了。而体现在诗歌中，这两者常常高度统一，用语言言说身体，出位到社会不忍直视。当然，这两种敏感及其表现常常是可分可合的。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敏感又常常会被他者所利用，从而使本来的目的成为手段，余秀华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个全媒体的市场社会，女性及其诗歌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将更为普遍。
    最后要简略而谨慎地指出的是，女性诗歌讨论中永远存在着二律背反，从古典到现代都是如此。强调性别可能带来局限并可能因反弹而击伤自己，而无视性别和有意弱化性别则更是对女性的伤害。只要深入到女性生活，深入到女性诗歌中，我想都会体验到这一点。
    不错，问题确实是如此令人恼火，谈论性别，为什么总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