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李遇春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回应“古今之变”，对百年的新文学史进行了细致而明晰的梳理，以文体为经，时间为纬，以古代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核心观点，以通行的文学史分段为叙述单元，有侧重地分析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
    在小说领域的宏观勾勒中，李遇春借助了周作人、陈平原与普实克等人倡导的“言志”和“载道”、“抒情”与“史传”等批评术语。众声喧哗的百年文学史看似随着历史的动荡，文学思想互相激荡，颇有支离破碎之感，其实文学源流仍一以贯之。随着文化观念的传承和反拨，对于丰富的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各有取舍。即使是1985年后的“新小说”潮流中，中国小说也在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地转化，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精神和古典文言文学传统相融合，其分化既有对古典文言文学的继承，也有借助影视传媒对“传奇”的复兴，更有对明清文人长篇世情小说叙事传统的借鉴。更为难得的是，李遇春对经典作家如贾平凹、莫言、刘震云、王安忆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娓娓道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殊途却同样有着传统文学资源的滋养。李遇春更提及近些年声名鹊起的《繁花》，其话本样式和口语铺陈正是取径于明清文人长篇小说的闲话式话本传统。至于散文领域，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曾经将新文学的源头上溯至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言志散文。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古代散文传统有着不同的艺术选择，面对传统经典的“影响的焦虑”，不同历史阶段的散文创作对“古文”传统和“言志”传统的选择各异，构建出了不同的散文创作样貌。
    李遇春认为在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过程中，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看，散文和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诗歌和戏剧则任重而道远。百年中国新诗和古典诗词在现代中国诗坛分庭抗礼，李遇春详细勾勒了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从言志和载道的诗歌精神、自由和格律的诗体传统以及高雅（文人）和通俗（民间）的诗歌传统上，将百年中国新诗划分为三个30年的文学史时空，细笔梳理诗歌创作的历史、思想语境。李遇春的论述，无论是摘选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品评主张，还是赏析创作札记和经典作品，都有切实的史料佐证，显出扎实沉稳的学术品格。百年新诗史在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之中动静皆宜，其静表现出古典诗歌传统的强大延展性，其动昭示着诗歌传统和人文精神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下求新求变的冲动。新诗的喧嚣与沉寂，旧体诗词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的强势崛起，更预示着对诗歌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必经之路。
    在“经典的延传与重构”中，李遇春的关注焦点回落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作者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对经典作家的创作流变进行回顾，以经典作家作品为轴心，在中西和古今两个维度上进行详细梳理。李遇春将阐释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兼顾“形”“心”“史”，反思新时期文学以“西方现代化”为蓝本的现代想象，以及现代与传统时间性对立向西方和本土地域性对立转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学重奏五四启蒙思潮的余音遗响。韩少功在“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浪潮中起落沉浮，在小说主题思想、叙事话语形态和现代叙事形式中致力于现代启蒙意识的高扬。不仅是韩少功，莫言、张炜、张承志、余华、李锐等中国作家的代表作品，都是在以退为进，试图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与西方对话的场域，冲破单一现代话语的束缚。
    在李遇春看来，韩少功共进行过三次“进步的回退”，将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同时以现代观念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既是民族历史的文化苏醒，也是现代的生命存在表征。在现代主义的文学幻象中，他以中国乡土的文化传统（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为依托，在沉静古旧的文化记忆中翻腾着炽热暧昧的暗流，赋予民族文化新生的活力。李遇春认为韩少功在“回退”中更多庄重质朴的历史思考和现实关怀，并潜入民族传统文化深层，从国民性、人性批判直达生命存在的永恒困境。同时又“进步”地叩问民族本土文化形态，挖掘当代中国乡村和城市的种种非常态生存境遇、病态心理和荒诞意识，直抵西方现代派“存在主义”的主题。“进步的回退”也表现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比如韩少功精心营构的散文化和随笔化的《马桥词典》和《暗示》。
    李遇春还将探究“寻根文学”的文化传统上溯到亦真亦幻的《聊斋志异》和杂陈野史杂传的唐人传奇与六朝志怪，“寻根文学”中城乡中的疯傻畸人和奇闻异事既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投影，也有中国古典志怪传奇小说的余响。《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李遇春专章梳理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对当代小说文体演变的影响，正是这一纵贯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文体传统鲜明地表现出古典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小说传统被文学革命颠覆，但是传统记忆却隐匿甚至渗透在新文学的脉络之中。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奇”传统在五四主流的新文学视域中被鄙弃而边缘化，西方近现代的“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资源成为规范。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小说大家依然传承着“传奇”的文体命脉。李遇春以“传奇”为主线，勾勒出小说文体演变的宏观历史图景。在文学传统的激烈碰撞中，在或抗拒、或悦纳、或反叛、或寻觅的姿态中，都对中国传统小说文体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李遇春指出，学术消费主义的批评模式使得文学批评失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对于文学批评危机的感同身受带来了李遇春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质疑。“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都是对强行按照主观意图或文学理念来宰制或阉割文本的客观蕴含的文学批评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李遇春提出应该要把握好阐释的限度，处理好阐释和实证的关系。在李遇春看来，阐释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实证又包括三种维度：“形证”“心证”和“史证”，既要分析文本的审美形式，坚持文学性，又要立足作者投射于文本的精神世界，更要依据作者和作品存在的整体外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从而在实证的文学阐释中提炼出中国经验的文学理论范畴和文学批评方法。
    李遇春明确区分了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不同理念。桑塔格绝对化的反阐释立场表明了她对阐释的意识形态性质的不信任的态度，《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则仍然坚持在融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普适性的文学批评范畴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