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创作的深入与丰富，80后的写作越发呈现出一种莫名难辨的局面。迈过而立之年门槛者，逐渐在思想上有了自我的提高与升华，在追求文学技巧圆熟成功之后，开始越来越注重作品内涵的深厚圆融、浑然天成与发人深省，奉献出更多的属于时代的作品；站在而立之年门槛上的另一批，则似乎处在了一个转折的停顿当中，或者说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正蓄势待发，渴望破茧成蝶；慢慢地靠近而立之年门槛的后来者，许多也仍旧沉浸在成长的故事里面，试图在前辈们开掘过的成长领域之外，开拓更为现代、当下且具体的成长经验领域，继续书写青春故事与成长记忆。在这些创作者中，郑小驴应该属于第二类别。在出版了数部小说作品之后，近来的创作却并不“丰饶”，略显“滞缓”而似乎逐渐淡出“繁华热闹的圈子”，进入了一个相对安静而又平和的时期。但可以期待的是，这个时期肯定不长。以我的猜测，大概在一种厚积薄发的状态中，正跃跃欲试，朝着更新、更高的文学境界发起新的冲击。这一凤凰涅槃的过程虽然痛苦，却足以值得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进入这样一种文学的创作时期，我私下以为恰恰是他迈向成熟的标志，是可以期待的信号。也因此，我将借助郑小驴最新出版的小说集《蚁王》，来做一次回顾性的总结与大胆的预测，探讨80后写作未来的走向和可提升的空间与路径。
    一 80后，还是1990年代：我们的成长谁负责？
    时至今日，对80后的描述仍旧停留于1980年代，那个他们出生的岁月。似乎出身决定论依然在延续。然而如果要进入80后写作的内部，去解读其作品，则必须明了的一个事实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基本上都成长于1990年代。他们的记忆形成、世界观塑造、人生观打磨最为关键的时期同样是1990年代。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认知世界的方式、获得与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本领的年代，至少应该推迟到1990年代。这种相隔了10年的代际传承，恰好塑造了1980年代生人的精神内核与趣味指向。倘若认识仍旧停留于1980那个文化热、美学热、道义担当、浪漫与幻想并重、先锋与探索等等风起云涌的年代，显然他们必将是落寞的一群，根本无法形成一种对应的位子。他们甚至都未能及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人生就已经被拖进了1990年代。他们生不逢时，成长却恰当其时。在一个转折的年代，搭上终结1980年代的时代列车，昂首阔步走向大转变的1990年代。某种程度上而言，与其说他们是1980年代人，不如说他们是1990年代人——1990年代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足以造就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永世难忘的人生。他们作品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初看上去仿佛紧贴着当下的生活，却早已经肇始于1990年代，仿佛诉说着一个遥远而切近的“成长之梦”。这一批作家，一睁开懵懂蒙昧的双眼，看到的已经是那个市场经济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物质生活逐渐极度丰富，也同时造成了极度不平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奋斗的热潮过后，英雄神话慢慢变成了冷冰冰的关系网中挣扎的弱者事实，阶层分化、底层命运、器物世界、精神空虚有之，白领生活、中产阶级、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亦有之，甚而大觉大悟者走向了田野和山林，执迷不悟者流连于红尘和俗事，幡然悔悟者梦醒后痛不欲生并行年一百而知九十九年非。市场的繁荣与精神的堕落，成为最突出的时代镜像。在80后作家的作品中，以至于在生活的细节上迷失于身体的性事之中，度日如消费身体；在观念的领域里一无所有却无所不有，虚无又高蹈地嬉笑怒骂、指点江山；在故事的呈现中一曲三折、一唱三叹，迷醉于春花秋月的凋残与暑热酷寒的两级交替。这是典型的1990年代风格，在2000年代及以后逐渐臻于完美并被经典化，成为世俗生活的圣经。再加上“中产阶级梦”，几乎可以说构成了他们作品中的核心要素。因此，80后的诸种写作与其说发生于2000年代与当下，不如说早在1990年代就埋下了伏笔，种下了“祸根”，在成长时期奠定了基础，在他们进入创作的时候，达于巅峰。
    在《蚁王》这部小说集中，约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都能在“当下的图景”中找寻到1990年代的影子。《可悲的第一人称》所处理的正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逃亡故事”，也彰显了80后作家的挣扎与茫然。“我”在现代社会的挤压下，终于难以忍受生活中的种种不堪，千里迢迢跑到了与越南接壤的地方，一头扎进类似于原始森林的莽荒之地，试图靠着伺弄中药材，梦想着发家致富，以便对自己逃离的那个社会“杀个回马枪”，给它以致命的狠狠一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失败之后，从梦想之地大逃亡，重新进入那个他痛恨的“社会的怀抱”之中。这在1990年代不乏其人，那一批对市场痛恨有加而又最终不可须臾离之的“老前辈”，不正是如此的神态么？郑小驴无意中，用年轻的身躯，刻画了这一类“时代的落伍者们的精神面孔”。《枪毙》与其说是一个堕落的青年逐渐走向生命终结的过程，不如说是刻画一个孩子如何从顽童的状态走向了暴力之途的成长故事。19岁的少年，迷恋上了赌博并输掉了能输和不能输的一切之后，伙同他人去抢劫一个留守老人，无意中塞了一块最终要了老人命的毛巾，以杀人的罪名走向生命的终结。留守老人的孙子在公开枪决19岁少年的大会上，用玩具枪象征性地“枪毙”了他，留下了一个“戏谑的暴力场景”。很难想象，在这个孩子成长到19岁的年龄，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极端举动。
    在诉说成长故事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入秋》，也典型地彰显了1980年代人的“1990年代本质”。秋红的父母因为畏惧超生而丢掉工作，把秋红丢给瘸子和瞎子夫妻抱养。在秋红的成长岁月里，经历着他人鄙夷的眼光、数学老师的性骚扰、同学夏军的爱情追求等等。在姐姐患病之后，父母重又找到了秋红，目的十分明显——一是要让秋红给姐姐配型从而治愈她的白血病，二是在姐姐无法医治之后用她作为备胎。在得知养女即将被带走之后，瘸子居然试图强奸秋红，未得逞之后投河自杀。此后，为了拉拢秋红，父母不停地在物质上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引诱与笼络。为了报复父母当年的丢弃，秋红故意自甘堕落，抽烟、喝酒、早恋，在父母报以最大希望的高考上故意惨败，最终和另一个小混混过上了同居生活。对于秋红而言，她的人生实在是太过于迅速地进入了秋天，凋萎便从堕落开始。然而掩卷深思却发现，秋红的“入秋”到底谁应该为之负责呢？1980年代生人的青春谁来呵护？谁来为这一整代人的成长负责？被一个大时代裹挟着，在一个市场主导而人伦式微的年代，那些亲情的、爱情的、师生情、祖国情的种种神话，竟然破碎一地，硬生生地将一个花季少女，猝不及防地过早推进了肃杀的深秋，这不正是1980年代人的悲剧么？他们成功，因为他们捷足先登；他们失败，因为他们一无是处。物质的极大丰富，很无奈地试图掩盖精神和情感的匮乏，最终却纸里包不住火，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烧毁了一代人的青春。甚至可以说，他们的青春始于1990年代，他们的人生也终结于1990年代。他们之所以还活着，只不过是为了证明1990年代还在苟延残喘地死而不僵罢了，甚至借尸还魂，达到巅峰。
    《蚁王》写的是一个混混，他的世界充满了死亡、砍杀、谋害，也同时以蛮横、欺凌和残忍去混日子。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接班人手上——一个14岁的孩子，在他准备放了孩子的时候，反而拿起石块将之杀死。14岁孩子的青春里，和“枪毙”敌人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暴力与暴力的合理性”。《没伞的孩子跑得快》则写一个小女孩的出游期待。为了能够出去旅游，故意和人贩子走了，最终在父母寻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人生的旅途。在我看到，小说最大的核心要素其实是小女孩的叔叔所遭遇的1989年政治事件。作为1980年代终结的标志，在1989年出走的80后，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远途旅行，却只是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梦想，也终结了自我的幻想。1980年代终结了，对于她而言，1990年代却远未开始，在她自己独自前往的时候，才会迎面遭遇1990年代的极度繁荣、混乱和喧嚣。
    二 市场与文学的纠葛：失重的当代文学史
    实际上，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1990年代的当代史，成了1980年生人的成长史。他们每一处对成长的书写，无不闪烁着1990年代的影子，甚至他们的文学观念，都和1990年代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不拘泥于现实，且试图超越的写作者那里，郑小驴就是其中一例。
    1993年前后，由王晓明等发起，众多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面对着市场化的全面铺开，他们忧虑于人文精神的衰落，纷纷起而奋争。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颇类似于1980年代初的“潘晓来信”所引起的争论，然而时过境迁，“潘晓的问题”虽然引起共鸣却未能在1990年代持续，他们更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是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或多或少地，1980年代生人的身上都存在着类似的焦虑：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所带来的便利；一方面，却不甘心于做一个物质的奴隶，变成“灵魂的行尸走肉”。在这部文集中，我以为写得颇具象征意义和寓言性质的《天鹅绒监狱》也代表了这种时代的纠结。
    《天鹅绒监狱》以荒诞且颇带象征的意味，写了一个名叫孔厘的画家，莫名其妙被带到天鹅绒岛，并最终被驯化的故事。天鹅绒岛提供了优厚的艺术家创作条件，有别墅，吃喝不愁，但有一点是，艺术家需要按照天鹅绒岛规定的创作方向、创作方法来完成几乎可谓是定制的艺术品。许多著名的艺术家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原则，按照天鹅绒岛的规定，创作了被称为是“伟大”的作品。他们乐享其成，住着别墅，喝着红酒，衣食无忧地活着，按照“天鹅绒现实主义”的方法，表现天鹅绒岛的历史，歌颂其伟大领袖“老板”。其中有一个雕塑家编号93的老者，不屈服于这种权威，最后被发配到劳改场，修筑防波堤坝。他想方设法要逃离这座天鹅绒岛，却最终命丧暴风雨之中。最终，被驯化的89号开始驯化新来的99号。故事离奇却寓意颇深——市场以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物质条件，笼络他们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进行创作，完成那些完全是模式化、机械性的作品。市场自有一整套自己运行的规则，以物质诱惑为手段来驯化充满个性的艺术家。自然，这个小说还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从中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艺术创作的干预。也可以从文学规则的角度来分析，看出创新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总之，它有着丰富的可解读性。然而联系着1980年代生人的“1990年代本质”，市场与精神之间的纠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 向东走，向西走：如何拯救我们的灵魂？
    在80后的写作中，始终纠缠着一个问题，他们或许自己不知，却始终必须重视——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意义到底何在？初看上去，这或许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追问，带着严重的本质主义倾向，但却绕不开。实际上，这一批作家已经在不断的创作中，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创作技巧。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头清理自己的写作之路，却发现难以找到那人人称赞的“代表作”。十分有必要清理一下80后创作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在他们的创作谈中，大批量地重复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等， 以及四大名著、鲁迅、老舍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至于现实主义，萦绕于口，不绝如缕。他们也醉心于基督教的种种，醉心于佛教的义理和禅宗的顿悟，却唯独缺乏穷究的精神。对于他们而言，甚至对于所有写作者而言，写作技术或许可以通过文学资源来学习，而且是学习得到的，还可以学习得很好。所以在写作技术到达炉火纯青之后，他们立马就面临着创作上的瓶颈。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远行，因为他们储备的是自认为的“金子和银子”，是“干粮和水壶”，却没有给自己准备下辨认可食用植物的本领，没能教会自己采摘和狩猎的能力，更没有学会寻找水源的方法。所以一旦他们把随身携带的金钱用完，干粮吃完，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创作干瞪眼，而不能随时在路途上寻找风景，寻找食物的素材，然后烹饪出只属于自己的食物，以便让自己走得更远。也就是说，独立思考的能力，领悟生活的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唯凭借此，一个作家才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而不只是在别人的套路中打圈转。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不仅要会走那已经存在的路，更要会披荆斩棘，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左冲右突，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那种挣扎、痛苦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的欣慰甚至狂喜，突出表现在《路上的祖宗》和《赞美诗》两个小说中。虽然那故事是如此的沉重、悲悯，且略带着失望和无奈。《路上的祖宗》所写是鬼节这天和姑姑一起经历的事情。鬼节和以灵魂回家的姑父，成为这篇小说的关键，因为它手中赫然拿着一本书——《长生不老术》。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了中国的道教及其传统。如果再加上那个试图通过中草药来拯救自我的“第一人称”，在郑小驴的世界中，向传统张望虽然不甚明显，却也历历可数。东方的传统思想，虽然并没有在这种借用中焕发出更大的光辉，但作为一种尝试，值得探究。与“向东走”完全不同的是，《赞美诗》选择的是“向西走”，以赞美诗的形式宣告福音的存在，带入基督教的某种氛围。独眼男子与一个女子合租，将之供奉为女神，为窥视而不惜动用安眠药。一次偶然的机会，撞破了“纯真女神”的种种谎言，那淫荡的挑逗与不负责任的爱恋，精赤条条的裸体与肉欲的勾引，最重要的是对独眼男子的各种蔑视与厌恶的表达，终致于男子歹意顿起，强奸并杀害了“梦中女神”。赞美诗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耳畔，最终发现那来源竟是富人区的一个老太婆。终究，赞美诗的纯美声音并没有拯救这个来自赤贫家庭的苦孩子，他将自己的痛苦以痛苦的方式，转移给了那个“梦中女神”。
    向东走，外甥并没有从道教那里找到“长生不老术”，让青春永驻，只能在鬼节与姑父相遇；向西走，赞美诗也并没有能够拯救贫苦的年轻人，却最终走向了杀人犯罪的结局。在向东走和向西走都不通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追问：80后，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多灾多难、瘦骨嶙峋的干瘪灵魂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