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作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先行者，她陆续写出了《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扛鼎之作，成为这一领域创作的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她矢志不渝地践行着党的文艺方针；作为一个具体的文艺创作者，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工人群众：她先后到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沈阳皇姑屯铁路机车车辆厂、鞍山钢铁厂等地体验生活。因此，草明的创作，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坛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她的作品是契合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同时也是奠基于其深厚的生活实践的。综观草明的工业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革命、现实主义、体验生活，是她从事工业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
    落户式的体验生活
    当时的文坛，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因而，如何发挥文学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巩固新生政权，服务于工农兵，是广大文学创作者关注的焦点。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使得不少文学创作者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同时在对新的写作对象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仅仅以重大主题、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作为写作的出发点，搜集材料，图解主题，自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可想而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让人满意。
    因而，如何去熟悉新生活，配合政治任务，就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写新人物、英雄人物、工农兵等是创作的主流，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出身于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这就需要深入体验工农兵生活，了解熟悉自己所要创作的人物。在工农兵题材的创作中，工业题材相对落后于军事题材和农民题材，这固然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有关，但更与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管理制度与技术性有关。因此，工业题材是一个几乎全新的题材。
    面对全新的题材，那必然要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很多人体验生活的方式不同，草明为了深入工人群众，甚至将户口迁入鞍钢，并任职其中，真正做到了到群众中落户。期间，她不仅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深入了解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还熟悉了进行工业生产的各道程序。她在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讲演稿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这段生活：
    我在东北所待过的工厂，也许有些到过东北的老一代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还记得，例如镜泊湖水电站、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机械厂、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钢厂等。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些工厂参加一些具体的工作，我做过工会的干部，做过文化教员，在炼钢厂我当党委副书记等。那时我接触的多为重工业，那儿重工业的工厂的气魄大，技术要求高，对奠定我国工业的基础是极为重要的。那时我的题材比以前广阔多了，也深入多了。那些工厂和社会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都很密切，便于我结构比较宏大的场面，也可以概括较宽的社会面；又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和工人共同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战斗；在生产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与工人们共同分担着焦虑；在工人们完成生产任务或试制新产品成功的时候，我也同他们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可以说，这不是居高临下地“下去”体验生活，而是本就生活于其中，是千千万万工人中的一份子。因此，草明的创作，做到了真正的“体验”生活。生活给予了她丰富真实的感受，她进而将这些感受传递给文学。因此，当她的感情深入到其中时，创作的灵感也就获得了滋养。她这样说：
    我以他们作为我学习的榜样，这就使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改造。我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们更接近了，语言也能口语化，通俗多了。讲到写作素材，更是源源而来，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啊。
    因此，草明的“落户式”体验生活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当她切身体验和感受到她所经历的生活，并进而迸发出创作热情时，她也便具备了写作工业题材所应有的条件。因此，无论是那些“走马观花”地“下去”体验生活的人，还是那些浮在生活的表面上“拼凑”写作材料的人，更遑论那些先有一个主题，然后去找材料填充的人……他们都无法获得草明这些真挚的创作感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草明这样长时间地、深入地扎根于工人的生活，自然也无法获得创作的热情和灵感。
    革命与写作
    与草明落户式体验生活相关的，是她写作中鲜明的革命意识和政治功用性。这两方面互为因果，共同促成了草明工业题材的创作。正是尽力实践《讲话》所指引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草明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工业题材的创作之中。因此，革命与写作，在草明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体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此，草明有着明确的认识。
    草明曾在《我是怎样形成科学的文艺观的》中讲到过自己创作道路：原本，她热衷于创作土改运动的作品，后来因为形势变化，林枫同志开导她：“目前去农村搞土改的作家很多，到部队去的作家也不少，就是没有作家去熟悉城市、熟悉工厂和工人阶级。李立三同志刚从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回来，说那边工作很好，你就到那边去吧。”就这样，本着为革命服务的宗旨，草明接受了组织的部署，开始了对工厂生活的深入考察和体验。
    可以说，草明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政治功用性，那就是服务于党的文艺事业，将创作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并自觉发挥起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和信仰贯穿草明的一生。她在晚年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端正思想：写作品究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还是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现在中央提倡文艺工作者要写出时代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据我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经验，我认为这是很正确、很重要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草明称呼自己为“在文艺战线上耕耘了六十年的一个老战士”，可见其对文艺服务政治的信仰是多么诚挚和强烈。由此可见，草明首先是一个文艺战士，其次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后者衍生于前者，前者是后者应有的题中之义。两种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草明的文学成就。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体验生活，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行为。作家体验生活，更多的是检视自我的情感，体会自我与生活融合、碰撞、搏击之后产生的切身感受。因此，生活是作家融入的对象，但体验却是自我的真切感受。
    在草明身上，充满个人性的体验生活与服务政治的总原则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促使草明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落户其中，变身为其中的一分子。因为她深信：“要和群众共同斗争，才能有共同的情感”。
    现实主义的考量
    工业题材创作不同于农业题材和军事题材，其创作难度要远远大于后两者。这首先因为我国是农业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在新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熟悉和了解这一领域的作家本来就不多；其次，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来说，其本身有着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流程和制度措施。草明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
    工业的技术性很强，而每一种工业又各异，作品中虽然不用写技术，但作家如果不粗略地了解一下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则将无法理解问题的所在，在这方面，往往要花点时间。而且由于技术问题的限制，在构思作品的故事情节时，往往不容易与作家熟悉的其他生活知识结合。（草明《在生活的新问题前面》）
    要认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则必须要立足客观现实，深入考察。因此，作为一个文艺战士，虽然秉持着一腔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和创作重大题材的决心，草明也不能不从一点一滴开始积累和认识。
    不能不说，草明对工业题材、对工厂、对工人的认识和理解是经得起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考量的。这首先表现在她并不是以主观概念、或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来代替对实际生活中人物和题材的客观分析。
    接触产业工人，在我们来说也不是太久的事，我们概念中的工人阶级和我们实际中接触的具体的工人，往往有许多不同，需要我们细细地体会揣摩。（草明《在生活的新问题前面》）
    从这一点我们便可看出，草明的创作与当时文坛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等创作截然不同。那些创作大多以概念、理论、政策来对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归纳和图解。在这些问题严重的作品中，无论是先有框框然后去搜集材料填充，还是先给人物定型化、脸谱化再去描写……说到底，这些创作方法都是以主观的教条、或一时一地具体的政策条文来阐释原本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类活动。这样，就把原本丰富的生活和人物简化乃至主观化了，本应蕴藉丰富的文学作品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化的演绎，其艺术造诣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草明坚持从实际中认识生活、观察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此，她一直反对那种生硬地将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做法，因为这本就忽视了人的个性的多样性，而且会将人物塑造引入“偶像化”的错误道路上去，不符合现实。
    在好些作品里，常看见那里面的人物完全不像些活人，只是一些偶像，读了使人觉得有什么遗憾。“英雄也有错误和缺点，恶人也有长处”，这是我创造人物时的格言……多接触活人，多研究人底多样的个性，多注意日常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有社会性的事件，我相信一定能免掉“完全不像一些活人，只是一些偶像”的毛病。（《我怎样创作小说里的人物》）
    由此可见，草明对人物的认识是从生活本身出发的，这与那些从主观意图出发，以图解政策的创作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说，草明是一个忠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
    这一点还表现在她对工业题材特殊性的认识上。在深入工厂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草明显然认识到了工业生产自身的规律性，与这些规律相对应的是一整套产业技术与现代工业管理制度。因此，草明注意到了这种工业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这也正如有研究者所关注的《乘风破浪》中厂长宋紫峰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宋紫峰所代表的一类人物形象，坚持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思维相对保守，是典型的重视技术而轻视政治的人。这与生产积极性颇高的工人李少祥发生了矛盾。正如李杨先生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中说道：“斗争的一方是坚持改革，主张’大跃进’的青年工人李少祥、老工人刘进春以及站在工人一边的公司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人，另一方，则是不相信甚至压制工人群众积极性，不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决议，坚持采用国外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的厂长宋紫峰及其上级支持者市委书记冯棣平等人”。最终，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战胜了保守派，宋紫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正像李杨所发现的那样，在草明的小说中，宋紫峰所代表的“业务派”，虽然不具备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但他并非是彻底的失败者。因此，当宋紫峰的威信被取消后，厂内因无制度约束，秩序大乱，车间相互扯皮，工业生产停滞……此时，宋紫峰这类人物形象的意义反而显得合理起来。由此可见，草明对于工业问题的考究，并非盲目地跟风，更不是以先验主题来图解人物形象，而是有着现实主义的原则性。
    “这一个”的不可替代性
    作家的任务，在于发现笔下每一个人物身为“这一个”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而作为一个作家，草明同样具有她“这一个”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在当时“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品频出的年代里，她的这种独特性显得格外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坛创作日益步入“一体化”，作家创作重革命共性、重阶级典型性、重文学的政治性和服务性。草明的工业文学创作起始于那个时代，因此，其创作必然深受时代的影响。这源于草明作为一个文艺战士的自觉性，她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看作自己毕生的责任，她将“向工农兵学习”这一方向变为实际，她深信“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缩短与工农兵的距离……这些信念，鲜明地体现在她的工业文学创作之中。
    草明的文学观虽然有着明确的政治功利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敢于沉潜的人。文学创作的政治功利性，没有让她的“深入生活”变得浮躁、变得走马观花，反而让她勇于去挑战那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乐于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安于去群众中落户，潜入其中，默默耕耘，终有收获。
    正因为她的落户式的体验生活的方式，她的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信念，使得她文学创作的“服务”理念，并没有因“主题”的先验性而变得庸俗。相反，却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坚守着现实主义原则的考量。这一点，是草明创作的清醒之处，也是她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