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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达:刻苦为人 殷勤传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南方教育时报 李浴洋 参加讨论

    在章门再传弟子中,日后地位最为显赫者,当属陆宗达(1905~1988)。他不仅长期在北京各大高校任教,执全国训诂学界牛耳,而且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早年弟子张中行、朱家溍,皆为一代文史名家;他的晚年门生许嘉璐、王宁,更是“章黄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章门的学统与文脉得以承传至今,陆宗达在其间做出的贡献可谓厥功甚伟。
    陆宗达师从黄侃,毕生在传承师说方面不遗余力。1932年,黄侃在写给陆宗达的信中勉励他说:“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这8个字正是他84年人生道路的生动写照。他建树最多的是黄侃致力甚深的训诂、音韵与文字之学。在“小学”这一章门学术最为核心的部分中,他取得了重要推进。同时,他在教育弟子时也投注了极大精力,续写了“章门与现代中国教育”这一世纪命题。
    从游黄侃
    陆宗达,1905年生于北京。他曾描绘自己成长的时代是“新与旧交替,新与旧斗争,新与旧又并存”。而他“小时候受的就是那种说新不旧、半新半旧的教育”。(《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
    幼年的陆宗达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也通过《启蒙画报》等读物接触了维新思想。1914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由于成绩优异,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攻读五年级时,他又提前一年考入了北京国立第四中学。入学次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达也参与了街头宣传。他在护国寺演讲时被捕,不久得到释放。这段经历使他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加强了思想控制,而我们也增强了思想抵制,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1922年,陆宗达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学习,很快就升入本科。就读期间,他研修了诸多名家名课,例如钱玄同的“音韵学”、马裕藻的“古韵学”与沈兼士的“文字学”等。这些由章门弟子开设的经典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也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路向。
    1926年,通过另外一位章门弟子吴承仕的介绍,陆宗达正式拜黄侃为师。次年,黄侃离开北京,转赴沈阳的东北大学任教,陆宗达也随之前往。1928年,黄侃又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教授,陆宗达也继续从游。在南京,他与黄焯就住在黄侃家中,朝夕问学。良师与益友相伴的这段时光,是陆宗达一生最为难忘的经历。而这一时期,他在学术上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陆宗达在晚年先后写作了《〈黄季刚先生诗文钞〉序》《〈黄季刚日记〉序》《〈黄焯文集〉序》等文章,深情回顾了从学黄侃的经历与收获。
    陆宗达回忆自己在入门之初,“季刚先生让我先拿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连读三遍,然后抛开段注光读《说文解字》白文”。由此他领悟到“读完了段注,白文似乎没什么可读得了。其实不然。《说文》的基本功都在白文里”。(《基础与专攻——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黄侃的这一训练,奠定了陆宗达一生的学术基础。
    通观他毕生的学术成就,最为学界推崇的,便是他的《说文解字》研究。在弟子许嘉璐看来,他的《说文解字》研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既本师承而又不囿于成见”,一是“既深入又通俗”。(《〈说文解字通论〉序》)陆宗达不仅撰写了大量关于《说文解字》的专业著述,还从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说文解字通论”课程,其讲义《说文解字通论》在1981年出版后更是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读本。
    章门余韵
    如果说太炎晚年弟子在岁月沧桑中的命运浮沉昭示了章门绝响的话,那么陆宗达与黄焯等再传弟子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中做出的努力,则身体力行地保存与坚守了章门余韵。这些在今天看来格外令人尊敬与感动。
    1928年,陆宗达毕业后被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聘为国文系预科讲师。1930年,他兼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编辑。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接替戴明扬编写了《一切经音义》索引,一方面整理了王念孙的《韵谱》与《合韵谱》遗稿。次年,预科取消,他开始为本科开课。除去讲授“训诂学”外,他还与罗庸合开了“汉魏六朝诗”课程。
    1932年,黄侃北上。吴承仕请他在中国大学开课,陆宗达也为他组织了“兴艺社”,请他每周讲授一次《易经》,历时半年。从这一时期到“抗战”爆发,陆宗达先后出任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与民国大学等高校的讲师与教授。而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者,除去北京大学,便是吴承仕主持的中国大学。
    “抗战”期间,陆宗达没有南下。吴承仕去世后,陆宗达接任了他在中国大学开设的绝大多数课程,使得章门学统在沦陷时期也得以延续。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发生任何瓜葛。他后来出任辅仁大学教授,为的就是“不远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到北平访问,前来拜访陆宗达。陆宗达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而当日本希望编纂一部中国名人词典时,陆宗达也拒绝提供相片与简历。
    陆宗达很早便是中国共产单的地下党员,他曾经与吴承仕一道,为争取民主,激烈批评过当局。1946年,陆宗达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不久便受到当局阻挠,终被免职。他说:“在这种尖锐斗争的环境中,我仍坚持治学,除了担任教课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后,陆宗达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解放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被取消,陆宗达只好转向现代汉语研究,编写了《现代汉语语法》。虽然在对于现代汉语与北京口语的研究中,陆宗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我一直想在新中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但那些年,除了60年代初吴晗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他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写了《训诂浅说》这部小书中,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几乎没有做些什么”。(《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
    “文革”爆发后,陆宗达的学术工作更是全面停顿。
    “文革”后,重新恢复学术状态的陆宗达,体力与精力都已大不如前,但他还是为此投入了极大热情。他说自己“1928年以前以学为主,1928年至1956年以教为主,1976年以后以研为主”。(《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所以他尤其珍惜自己晚年的著述时光,加倍刻苦。陆昕回忆:“从1982年八九月间起,祖父用一年半时间写成了部《说文同源字新证》,此书共计有45万余字,从《说文》的头一个字写到末一个字,书中聚集了祖父数十年研究《说文》的心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在这一年半时间里,祖父除接待客人或外出参加非参加不可的社会活动和会议外,整天坐在椅子里,埋头写作,不到吃饭睡觉绝不休息。有时甚至打破他多年的饭后即睡的习惯,饭后仍然要写作一段时间。”(《我的祖父陆宗达》)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学术著述出版困难,直到陆宗达去世,都未能见到《说文同源字新证》面世。
    私谊与公心
    由于“章黄”并称,所以世人在提及“章黄学派”时,更多强调的是两人在学术上的趋同之处。但在陆宗达看来,黄侃在很多方面不仅秉持师说,而且也发展了章太炎的观点。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对于黄侃的部分观点持有批评态度,加之王力出身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而黄侃生前对于王国维又多有批评,所以在具体的观点分歧背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学派之争。在198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认同“章黄学派”立场的学者对于王力大加指责。在场的陆宗达当即表示:“您颂谁批谁都可以,是学术讨论的自由。但有一点,您无论是褒是贬,先要把人家的著作看完、解透。您对王力先生的批评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您还没有看懂王先生的著作。”(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陆宗达的学术态度,妥善地兼顾了私谊与公心。而他与王力之间的交往,正是学界“和而不同”的典范。
    晚年的陆宗达一方面不断撰文追怀黄侃,一方面又反复对弟子强调:“不要多提章黄学派,学派之称本来是为考证学术渊源,发展到最后,弄不好就成了一家一派之言,不利于学术发展,禁锢了学术自身。”(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追求博大与开放的学术气象与研究格局,正是章太炎与黄侃学术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今天重提“章黄学派”,目的不是为了在古今与中外之间制造新的界限与壁垒,而是希望能够像陆宗达呼吁的那样,重建一种“中国学术”的自信与自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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