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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门再传弟子中，日后地位最为显赫者，当属陆宗达（1905~1988）。他不仅长期在北京各大高校任教，执全国训诂学界牛耳，而且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早年弟子张中行、朱家溍，皆为一代文史名家；他的晚年门生许嘉璐、王宁，更是“章黄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章门的学统与文脉得以承传至今，陆宗达在其间做出的贡献可谓厥功甚伟。 陆宗达师从黄侃，毕生在传承师说方面不遗余力。1932年，黄侃在写给陆宗达的信中勉励他说：“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这8个字正是他84年人生道路的生动写照。他建树最多的是黄侃致力甚深的训诂、音韵与文字之学。在“小学”这一章门学术最为核心的部分中，他取得了重要推进。同时，他在教育弟子时也投注了极大精力，续写了“章门与现代中国教育”这一世纪命题。 从游黄侃 陆宗达，1905年生于北京。他曾描绘自己成长的时代是“新与旧交替，新与旧斗争，新与旧又并存”。而他“小时候受的就是那种说新不旧、半新半旧的教育”。（《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 幼年的陆宗达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也通过《启蒙画报》等读物接触了维新思想。1914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由于成绩优异，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攻读五年级时，他又提前一年考入了北京国立第四中学。入学次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达也参与了街头宣传。他在护国寺演讲时被捕，不久得到释放。这段经历使他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加强了思想控制，而我们也增强了思想抵制，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1922年，陆宗达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学习，很快就升入本科。就读期间，他研修了诸多名家名课，例如钱玄同的“音韵学”、马裕藻的“古韵学”与沈兼士的“文字学”等。这些由章门弟子开设的经典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也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路向。 1926年，通过另外一位章门弟子吴承仕的介绍，陆宗达正式拜黄侃为师。次年，黄侃离开北京，转赴沈阳的东北大学任教，陆宗达也随之前往。1928年，黄侃又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教授，陆宗达也继续从游。在南京，他与黄焯就住在黄侃家中，朝夕问学。良师与益友相伴的这段时光，是陆宗达一生最为难忘的经历。而这一时期，他在学术上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陆宗达在晚年先后写作了《〈黄季刚先生诗文钞〉序》《〈黄季刚日记〉序》《〈黄焯文集〉序》等文章，深情回顾了从学黄侃的经历与收获。 陆宗达回忆自己在入门之初，“季刚先生让我先拿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连读三遍，然后抛开段注光读《说文解字》白文”。由此他领悟到“读完了段注，白文似乎没什么可读得了。其实不然。《说文》的基本功都在白文里”。（《基础与专攻——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黄侃的这一训练，奠定了陆宗达一生的学术基础。 通观他毕生的学术成就，最为学界推崇的，便是他的《说文解字》研究。在弟子许嘉璐看来，他的《说文解字》研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既本师承而又不囿于成见”，一是“既深入又通俗”。（《〈说文解字通论〉序》）陆宗达不仅撰写了大量关于《说文解字》的专业著述，还从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说文解字通论”课程，其讲义《说文解字通论》在1981年出版后更是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读本。 章门余韵 如果说太炎晚年弟子在岁月沧桑中的命运浮沉昭示了章门绝响的话，那么陆宗达与黄焯等再传弟子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中做出的努力，则身体力行地保存与坚守了章门余韵。这些在今天看来格外令人尊敬与感动。 1928年，陆宗达毕业后被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聘为国文系预科讲师。1930年，他兼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编辑。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接替戴明扬编写了《一切经音义》索引，一方面整理了王念孙的《韵谱》与《合韵谱》遗稿。次年，预科取消，他开始为本科开课。除去讲授“训诂学”外，他还与罗庸合开了“汉魏六朝诗”课程。 1932年，黄侃北上。吴承仕请他在中国大学开课，陆宗达也为他组织了“兴艺社”，请他每周讲授一次《易经》，历时半年。从这一时期到“抗战”爆发，陆宗达先后出任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与民国大学等高校的讲师与教授。而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者，除去北京大学，便是吴承仕主持的中国大学。 “抗战”期间，陆宗达没有南下。吴承仕去世后，陆宗达接任了他在中国大学开设的绝大多数课程，使得章门学统在沦陷时期也得以延续。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发生任何瓜葛。他后来出任辅仁大学教授，为的就是“不远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到北平访问，前来拜访陆宗达。陆宗达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而当日本希望编纂一部中国名人词典时，陆宗达也拒绝提供相片与简历。 陆宗达很早便是中国共产单的地下党员，他曾经与吴承仕一道，为争取民主，激烈批评过当局。1946年，陆宗达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不久便受到当局阻挠，终被免职。他说：“在这种尖锐斗争的环境中，我仍坚持治学，除了担任教课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后，陆宗达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解放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被取消，陆宗达只好转向现代汉语研究，编写了《现代汉语语法》。虽然在对于现代汉语与北京口语的研究中，陆宗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我一直想在新中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但那些年，除了60年代初吴晗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他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写了《训诂浅说》这部小书中，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几乎没有做些什么”。（《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 “文革”爆发后，陆宗达的学术工作更是全面停顿。 “文革”后，重新恢复学术状态的陆宗达，体力与精力都已大不如前，但他还是为此投入了极大热情。他说自己“1928年以前以学为主，1928年至1956年以教为主，1976年以后以研为主”。（《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所以他尤其珍惜自己晚年的著述时光，加倍刻苦。陆昕回忆：“从1982年八九月间起，祖父用一年半时间写成了部《说文同源字新证》，此书共计有45万余字，从《说文》的头一个字写到末一个字，书中聚集了祖父数十年研究《说文》的心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在这一年半时间里，祖父除接待客人或外出参加非参加不可的社会活动和会议外，整天坐在椅子里，埋头写作，不到吃饭睡觉绝不休息。有时甚至打破他多年的饭后即睡的习惯，饭后仍然要写作一段时间。”（《我的祖父陆宗达》）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学术著述出版困难，直到陆宗达去世，都未能见到《说文同源字新证》面世。 私谊与公心 由于“章黄”并称，所以世人在提及“章黄学派”时，更多强调的是两人在学术上的趋同之处。但在陆宗达看来，黄侃在很多方面不仅秉持师说，而且也发展了章太炎的观点。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对于黄侃的部分观点持有批评态度，加之王力出身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而黄侃生前对于王国维又多有批评，所以在具体的观点分歧背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学派之争。在198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认同“章黄学派”立场的学者对于王力大加指责。在场的陆宗达当即表示：“您颂谁批谁都可以，是学术讨论的自由。但有一点，您无论是褒是贬，先要把人家的著作看完、解透。您对王力先生的批评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您还没有看懂王先生的著作。”（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陆宗达的学术态度，妥善地兼顾了私谊与公心。而他与王力之间的交往，正是学界“和而不同”的典范。 晚年的陆宗达一方面不断撰文追怀黄侃，一方面又反复对弟子强调：“不要多提章黄学派，学派之称本来是为考证学术渊源，发展到最后，弄不好就成了一家一派之言，不利于学术发展，禁锢了学术自身。”（陆昕《我的祖父陆宗达》）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追求博大与开放的学术气象与研究格局，正是章太炎与黄侃学术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今天重提“章黄学派”，目的不是为了在古今与中外之间制造新的界限与壁垒，而是希望能够像陆宗达呼吁的那样，重建一种“中国学术”的自信与自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