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曾说过：“优秀批评的标志是，它敞开了更多的书，而不是封闭了更多的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评论家张莉的最新评论文集《持微火者：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以文本阅读观照作家群像的素描起笔，探取“闪烁在沉默文本中的幽微之光”，不仅为众多“普通读者”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还让文学批评在抵御流俗间敞开了一扇大门。
    不对文学作品做出简单的判词，态度审慎而极富魅力，新鲜的情感体验潜藏在张莉的评论文章中，这是张莉立足于“人本”的批评，于是便在细微之处见到真性情，不老套，不喧嚣，亦不失衡。我们看到她在格非的《春尽江南》中探讨知识分子的时代际遇，写人的自我沉溺与逃遁；她写萧红和迟子建的生死回环，说她们在寒冷的黑土地上写出了人世间的温暖与爱；她写周晓枫散文写作中“起义的灵魂”与“有肉身的叙述”，皆因周晓枫对于人性善恶的诸察与多疑。以上种种，无不落在一个“人”上。当然，“以人为本”概括张莉的批评文章不免过于简单。虽然文学作品终究是人的历史，批评文章回应的仍是“人的需要”，介于目光和时代之间，批评家所秉持的还有作品在作家书写中所呈现的效果几何，以及这种效果是否合乎作品走向和文学要求。
    以张莉评价陈希我的作品为例，张莉用“冲出牢笼的身体”比喻他小说中的“非常态书写”，“肮脏的快乐在现实世界中常常被日常、传统、道德和羞耻感所遮蔽，而他则可以把这些感受放大。换言之，他书写了我们身体中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带有污点的快感和欢乐，比如对疼痛的享受与追逐，对暴力的渴望和施放。”张莉赞扬了作家在小说中用“不合乎道德规范”的书写制造“与身体的紧张关系”所达成的批判效果。但是在回应了作家在小说中创造的那些叛逆者姿态后，张莉的眼睛仍然为作家笔下乖张的描述所持疑，强势的语词对女性身体进行的叙述时是否可以看作一种语言暴力？张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家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强烈的悖论色彩”，一部分是带有主体意味的女性形象，另外一些部分却是“只渴望男性身体的女性符号”，最终导致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想要达成的批判效果黯然失色。“顺应了大众对女性身体的‘常态意识’为代价的，因而也就最终遮蔽了小说中的锋芒。”
    同样的思考方式也可在张莉评述贾平凹的《带灯》时窥见。她认同作家真诚热爱现实中有趣的人，但这种热爱导致作家完全认同并愿意赞美他们，使得他在小说中单向度讲诉人物生活时忽略了人的复杂性。张莉的批评为作家的反向书写提供了更为确凿的理据，同时也为常态化垦殖土地的写作者指出了另一片开阔地。正如她在扉页所引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常人认为，批评家无法创造，他们只属于作品的“附庸”，并且不断为一切美学意义上的作品添加注脚。至于这条铁律“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则像阿喀琉斯之踵，成为绊住批评家的镣铐。那么如何摆脱批评的镣铐？首先这种自知应该是从“批评家”身上生长出来，并且根植于心的。但有的人只是在编织，他们甘愿充当织工，集结、搬运，因为有了那座山，才开了这条路。另外一些人则打量那些作品背后的繁复意义，潜心构造，让批评文本成为了自己最闪亮的嫁衣，使读者沉迷于批评家们用生动的语言、茂密的语词所编织出来的华美霓裳。
    因此除了对中国当代25位作家的作品进行观照之外，《持微火者》附录中的外三篇“我们为什么关注非虚构？”、“在逃脱处落网——70后写作的个人化和公共性”、“意外社会事件与我们的精神疑难——70后新锐小说家与‘城镇中国’的重构”对社会热潮、作家群体创作问题进行的凝望和审视则可以视为张莉在文学批评上的延伸与创造，使其批评有了“重要的社会知识行为”。
    “读者不是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厌倦，而是对它长期以来的写作姿态、方式和方法不满，它不能满足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你知道，作为读者的我们，多么希望知道那些‘地下’的声音、隐秘和暗藏；我们多么希望看见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的那部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痛苦和疼痛不被剪接；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文字不要苍白、失真、作假、‘整容’。”（《我们为什么关注非虚构？》）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缺少公共意识的个人生活都是被损害的与不健全的，而作为写作者，缺少公共意识的写作也是匮乏和没有力量的。优秀的作品，应该给一个黑夜中孤独的个人以精神上的还乡，或者让我们感到作为个人的自己与作为社会存在之间的血肉关联。我的意思是，真正的个人化写作与公共特征不可剥离，它们是互为你我，彼此包容。”（《在逃脱处落网——70后写作的个人化和公共性》）
    乔治·斯坦纳在总结F.R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时谈到，“在一个社会内部，没有重要的当代文学，没有相应的批评活动，心智（包括记忆）不可能完全有活力。”即呼吁“具有人文活力的社会秩序”。当张莉绘制的中国当代文学的25张面孔逐渐完成了前者在社会内部的重要运作时，我们也看到作为文学的批评活动，在对待社会事务与唤醒读者智识上，张莉已然向平静的湖水投下了一颗沉重的石头，这让《持微火者》不仅成为文学批评可供习之的范本，也让它对“人文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复归，承载秩序的诗情，有了更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持微火者》，张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