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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研究的第三个步骤，就是打通古今的文论话语，展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一个命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推进了现代思维模式，这必然导致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无法进入或直面古代文论思想，但是，单纯依靠当代中国几十年的理论资源，是无法建构出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而且依靠国外理论资源的移植，也无法滋生出这一套话语。梁漱溟说：“一种文化总有他那一种的思想作前驱，才见诸事实。东方化不知道能复兴不能，不过能复兴，自然得要东方哲学去复兴他。”[29] 例如“五四”“那时所表现的思想，往往是西洋学说的化装。即如胡适的八不主义，试翻渥滋渥斯的论文，即可见其来源。它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不满，无非是拿外国的尺度来量的结果。……这种文化运动是移植的，像插在瓶里的花一样，是折来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产自本土的丰富营养的。”[30]也就是说，只有从本土的理论资源中才能滋生出这样一套文论话语。曹顺庆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从现代性意义的角度总结除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话语规则和意义生成范式，如“依经立义”，这种“依经立义”，“述而不作”的方式是中国文论的典型的话语规则。钱钟书先生也是一个“古今对话”的典范，杨绛在《谈艺录》的序言中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31]“谈”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漫不经心、漫无边际又身在其中的一种自由言说。他所采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文论研究方法，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注疏考证。换言之，这里所谓的现代切换不是说用今人的思维去纯粹还原古代文论思想的本来面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也不是说用西学思维去清理出某种体系，而是去领会，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中国文论思维的独特方式，而不是拿着体温计，去外在地计量它的温度。 叶维廉也是用“中国化”方式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代表。他在那本著名的《中国诗学》中说：“如果我们以西方的批评为准则，则我们的传统批评泰半未成格，但反过来看，我们的批评家才真正了解一首诗的‘机心’，不要以好胜的人为来破坏诗给我们的的美感经验，他们怕‘封（分辨，分析）始则道亡’，所以中国的传统批评中几乎没有娓娓万言的实用批评，我们的批评（或只应说理论）只提供一些美学上（或由创作上反映出来的美学）的态度和观点，而在文学鉴赏时，只求‘点到即止’”[32]。 他还继续指出：“‘点到即止’的批评常见于《诗话》，《诗话》中的批评是片断式的，在组织上就是非亚里士多德型的，其中既无‘始、叙、证、辩、结’，更无累积祥举的方法，它只求‘画龙点睛’的批评”[33]。在这本书中，他用这种中国化的“点到为止”的研究方法去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四）要进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就必须承认这种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很多人在看到“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思维定势，那就是，是不是又要开始反对全盘西化，要延续中国古代文论家诸如“评点”、“诗话”等自己的道路？是不是又要用乾嘉学派那一套去进行中国式的诠释？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文论语境已经不再是一个闭关自守完全封闭的局面，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使得中国已然处与一种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因此，这里的“中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话语指向，而是包含着西方话语资源的新的研究范式。不是用古代文论家的那种阐释方式介入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也不是用西方的一整套理论来阐释它们，而是在“全盘中化”、“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达到“中西化合互补”的境界。童庆炳先生说“我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它的背后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厌恶‘固守传统’（它的背后是极端民族主义），我认为，‘中西对话’是可取的。”[34]显然，这里的融化必然还是以中国的文论思想为根基，把西方的文论思想化合进去。像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叶维廉等等都是这样的典范。 叶维廉指出，必须要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一，中国的传统理论，除了泛言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以美学上的考虑为中心，二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三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祥举，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35]。 钱钟书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钱钟书的学术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尊重现象’，以现象呈现本质并期许其在冥冥中产生理论，而不是入也理论，出也理论。途中取些现象作为例证。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人的治学活动中较为普遍。只不过钱先生参以‘二西’的典籍予以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了他所有的一种批评风格。”[36]“中国化”问题在他这里，就体现为用现象做根据，用西方的话语资源做补正，然后得出一些精到的“大判断”。也有研究者指出：“钱钟书在方法论上是采用理性－经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这种方法始于观察而又返回到证实的观察（他从来不脱离文化史的原始文献来发空论），所以说他是体验的，但又因其在思维时超出经验，并从逻辑上达到假想实体，作出原型、类型、范式的提炼归纳，它又是理性的。”[37]还有人认为“钱先生主要在方法论上得益于老庄哲学，除了他所自说的从‘庄生大小同异之旨’中妙悟到古今中外迥异的文化现象之间不少‘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的‘对等物’之外，似乎他还从《老子》的如下格言中得到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无论是“尊重现象”、“经验－理性”还是“以小为大”的研究范式，他的研究都是用“中国化”的路数去进行的。例如，对于“含蓄”与西方的“默”，钱钟书说道：“当世英国论师亦谓‘默’是诗中至境，示意便了，不复著词（The poem [Keats’s ‘ode to Autumn’]achieves, as I may say ,themuteness to which poetry, in its essence always aspires, Something is held upfor us to beheld ;but nothing is said）……即由言入默之‘含蓄’也。”[38] 概言之，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之路合“中西化合”之路是中国文论研究“中国化”的三大步。正如李长之在反思五四运动时所指出的：“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39]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年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