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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本，回归到传统的文论语境之中，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外在影响和内在植入，用传统的注、疏、传、校、训的方式来介入中国古代的文论研究。显然，这条中国化之路面临的必然质疑就是：如何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这些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它的可行性何在？ 当然，从理论上说，中国文论要坚持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实际的操作上来讲，它如何实践，如何操作却是问题的根本，对于这些疑问，只能用事实和范例来说明才能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条中国化之路的可行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采用传统的诗话、词话等论说方式来进行。这条路子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也受过西学素养的熏染，尤其是受到叔本华、尼采等哲人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切入中国文论的方式却不是什么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有什么样的体系范畴，而是《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他所谓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虽然涉及到了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西学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站在中国文论之中来体验而不是从西方的理论角度来整理和扼杀，他用“以词谈词”的方式来展开的，按照中国古代的文论方式来清理内在的话语规律。并且他按照“第一”、“第二”的散论式的结构来进行，没有标题，也没有明显的富有科学逻辑的篇章结构体系，但是，正是这种话语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式文论研究。 2、另外一种就是采用注疏校勘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条路子的典型代表就是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等等，这种方式受到清代乾嘉学派影响，追求实证性的考据，这种这也是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有效策略。它们直面中国文论遗产，并不是用某种方法去剖析或转译，而是站在古人的肩上，用注疏校勘的方式与古人对话，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态度进行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效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当代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方式已经作古了，无用了，不时髦了。因此，开始用某种“现代性理论”来改造中国文论，其实这样反而扼杀了它本身鲜活的生命力。 3、采用正义和阐释、解读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条路子的代表是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和叶维廉的《中国诗学》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它们这种范式论的成分比注疏校勘要多一些，但是都是以中国文论话语为本，采用古人惯用“依经立义”的方式来展开。 如《管锥编》第一章就是“周易正义”，他就是对周易正义的解读，如果把他当中的外国资料除去，其实就是典型的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是在用“虚实相生”的话语规则贯穿中国文论思想，这本身就是用传统文论研究方式切入内在的话语生成机制，并不是用什么内容形式、体系结构、形而上、形而下或其他的西式话语。叶维廉也是学贯中西，但是在研究中国文论的时候，也在用中国传统的“妙悟”“点到即止”的体验的方式来解读诗歌，他看到了中国文论中“秘响旁通”的独特美学范式。 以上这些方式在当今都是有用的，而且很多学者都做过，而且做得很好，如果在这些范例的基础上加以深化，那么“失语症”也就有救，很多学者都是以西方文论为主来研究古代文论，事实上，要挽救中国文论，就应该以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为主，讲意境、滋味、气韵、风骨、虚实相生、有无相成、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这样的话语，，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要“妙悟”、“目击道存”、“点到即止”而不是辩证体系、格式塔心理、异质同构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西方的，王国维、钱钟书、叶维廉都融会了西方的话语资源。关键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完全把西方话语当作了工具、手术刀，把中国文论当作是对象、材料，然后去解剖中国文论，因此就走样了。 以上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是有效的，也是可操作的，中国文论要活过来，必须要反之本源而不是求之于域外，域外资源永远只是一种辅助、参照，在观念上承认中国文论的本然地位，才能让他活过来，比如用意象和意境来谈诗比用典型来谈诗会更恰当，用妙悟、滋味来品诗要比用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范式更恰当，这样中国文论才能够活过来。中国化是才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